打假记者之死_打假者之死

发布时间:2020-03-25 来源: 幽默笑话 点击:

  开始,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都认为他是非正常死亡!”在电话那头,陈晓兰这样告诉记者。   陈晓兰是上海一家医院的退休医生,十多年来不懈地与医疗腐败现象做斗争,成为2007年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年度人物。
  而陈所说的“他”,指的是同在医药行业打假者的同行高敬德,两人早在2006年就已相识。
  11月初,“高敬德蹊跷身亡”的消息在网络中逐步流传。最初,陈晓兰认定高的死有隐情,并为此奔走试图去了解更多的“黑幕”。
  不过,在了解更多的内情后,陈晓兰现在更多的感觉是沮丧和悲哀,“没有人能说清楚真实的高敬德是什么样的,他把自己掩盖起来了,用一层一层的东西,让别人看不到他真实的一面。”
  对于高敬德的死,新华社在11月11日发布的简短通报称:“药品打假人高某因患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于10月26日经抢救无效死亡。”
  这一迟来的消息让所有与高敬德相识者感到惊讶。在长三角地区的医药圈内,高敬德是不折不扣的公众人物,其八年的药品打假经历已为其在民间赢得了不小的声誉。
  但是,在长达八年的药品打假之后,高的命运轨迹一路下滑,最终,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结局。
  孤独的神秘人
  “老高是个不透明的人。”作为在上海打假的同行,王海东这样评价他的朋友高敬德,“(他的)有些话,我也不能确定有多少水分在。”
  有水分的,就包括高敬德的年龄和学历。按照过去媒体中的描述,高敬德1968年出生,今年43岁。
  不过,记者掌握的高的身份证资料显示,其1959年12月25日出生在上海市宝山区大场镇,真实年龄应为52岁。
  除此之外,高的学历也有出入,据高本人在媒体中的自述,他毕业于安徽中医学院。11月14日,记者就此向安徽中医学院求证。该校校友会一位董姓老师向记者证实,在该校校友录的数据库中没有查到“高敬德”的名字。
  值得说明的是,安徽中医学院的校友数据库是该校建校50周年校庆时建立,上世纪70年代以来毕业于该校的本专科毕业生均在录。
  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高敬德均是孤身一人,其父母已逝世,膝下亦无子女,他的早年岁月已难以考证。只有邻居们的零星记忆表明,他在1996年从外地搬入上海大场镇南大路联新社区居住,现住址为146弄8号303室。
  如今,这里大门紧闭,唯一醒目的是门前拐角处放着的一堆瓶子、木板等杂物,灰尘已有几毫米厚,似有多时未被清理。
  “他平时很少住在家里”,这是邻居们的共识。至于不在家过夜的原因,据高本人生前解释,主要是因为打假得罪人所致,因此“一般在附近的小旅馆或浴室过夜”。
  “此前中央电视台一档栏目记者来上海采访,提出去他家里拍摄,他死活不肯答应。”王海东这样分析,“也许是他有忌讳,家里比较脏,或者其他原因吧。”
  王坦言,高的行踪神秘,几乎没有人知道高的具体行踪。不过,一个可靠的信息是,今年9月中旬,高敬德曾在南京有过停留,其主要行程包括请南京某法律援助中心帮其代写自己的刑事起诉书。
  如今,高的一些上访和案件的信息,包括身份证复印件等,仍保存在该法律援助中心的文档中。
  作为该法律援助中心的志愿者,南京某大学学生陆光在9月18日到9月24日之间曾与高有过联系。
  “头发有些白,走路有些瘸拐,随身拎着大包,里面装满各种打假资料、相关部门盖公章的证明以及假药名单。”陆光这样描述高敬德。
  在南京的法律援助中心,志愿者们当时对高也有一些怨言,“高先生无尽索取,包括让法律援助中心代写他替别人代理的民事起诉状,占用其他求助者的时间等……”
  从某种程度上说,生前的高敬德,鲜有相知的朋友,“对他只是认识,并不了解。”陈晓兰这样说。陈在2006年被聘为上海药监局的社会监督员,其后又被聘为上海医保局的社会监督员。
  有一段时间,高敬德时常打电话询问她:“他们给你多少钱补贴?有奖励吗?”
  “我跟他不一样,他什么事情都要联系到钱,这也让我觉得有点不习惯。”此后,陈晓兰自觉地与高敬德疏远,她的解释是,“就是因为这个,让我觉得跟他没有共同语言。”
  一个基本的事实是,数年的打假并没有改善高敬德的生活。在走上职业打假路后,除了每月低保所得的数百元收入外,高敬德几乎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而来自打假举报所获得的药监部门的奖金,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他的额外收入。
  
  高调打假
  “他讲话得罪人,有些场合他开口就是‘我是打假的’,显得很大牌。” 在朋友王海东看来,高敬德的打假方式太高调了。
  更重要的是,高调的打假方式,四处树敌,并不被药监部门喜欢。在杭州市药监部门内部,一些人对高的评价是“难缠”二字,其最后一次在舆论间引起轰动即在杭州。
  今年6月,高敬德到杭州江干区药监局举报一起售假药案,工作人员喊来售假者,现场起草供双方私了的协商意见,并盖上药监部门公章,此事曾引发媒体持续关注。
  从某种程度上说,高敬德的药品打假模式,是其性格使然,“他的胆子很大,也有些较真。”这是高敬德留给杭州的相识者叶征潮的印象,叶与高在浙江经视315的打假晚会现场结识,此后有过数面之缘。
  而在王海东看来,高敬德的高调,是因为高其他方面有局限的原因,“他不懂电脑、不会上网,很多事情需要别人代劳”。此外,高在医药专业知识上有所欠缺,“所以他的打假相对低级一些”。
  之所以走上打假之路,按高在媒体上的自述是因为“服了假药,却又讨不到任何说法”。他走上职业药品打假之路始于2003年。
  是年4月,高敬德在上海市丽天药业有限公司任职,其间因药品打假、举报高价药等问题与公司交恶,最后被以“旷工”为名辞退。
  此后,他开始了职业药品打假道路,其主要打假地在上海、杭州和南京,所涉及的打假领域主要为性保健品,也包括一些减肥药。
  进入新世纪以来,医药行业的腐败问题频繁曝光,公众对制假售假怨气冲天,当高敬德的名字与“药品打假”等热点词汇联系起来的时候,他的打假行为也自然地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支持,亦为高带来了相应的声誉。
  2008年,高敬德达到了荣耀的顶点,是年9月,他在南京大学医院打假,并被该医院打伤,此事经媒体披露后即引起关注,高敬德在媒体上赢得了“中国药品打假第一人”的称号。也正是这一年,他成为了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人物的候选人。
  名人的身份也为他打假带来便利,由于高调的行事和打假的事实,他每到一地,几乎都有记者陪同,其自称已与1000多个记者打过交道。
  王海东归纳,高打假的方法是:每到一个地方打假,他均会主动联系当地媒体的记者,并带着记者一起暗访打假。
  在发现假药后,高即会向相关药监部门举报。如果药监部门不处理或采用“拖”字诀的话,高的应对措施,一般是投诉药监部门“行政不作为”。
  行政不作为,这是高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当发现无法撼动本地药监部门时,高的选择往往是去更高一级的药监部门上访。
  在南京逗留期间,高就曾向陆光提及此次进京上访的目的:“一是为几年前自己被打伤上诉失败的一个案件。二是向国家药监局举报杭州药监局相关行政人员。”
  
  北京上访
  “我可能活不长了。”早在两年前,联建社区门口的保安队长曾在与高的闲聊中听其这么说,“他说自己得了癌症,我当时觉得他在开玩笑。”
  多年的打假,高敬德的身体已每况愈下,因为糖尿病的缘故,整个人变得日渐消瘦。此外,他已被明确诊断的病还包括胃出血等症状。
  在陆光的回忆中,在南京期间,高因脑部垂体功能障碍引起的肺部疼痛,曾就诊于南京市鼓楼医院。“当时他有些说话不清,一激动便剧烈咳嗽不停。精神不足,但状况还可以。”
  离开南京后,高敬德抵达北京的时间在9月底。在北京期间,他入住位于西城区护国寺中医院附近的一个旅馆。
  10月9日这天,北京某报记者李超见到了高敬德。李是高在北京见的最后一家媒体的记者,在此之前,他还陆续接触过北京其他媒体的记者。
  原本约定第二天李超陪同高敬德去暗访打假,但由于高敬德当天发烧,他去了护国寺中医院就诊,此前的约定被迫取消。
  10月11日这天,李超一直陪高在北京地区打假。据李超介绍,在暗访结束后的当天下午五点,高敬德还独自去了最高人民法院信访。
  11日半夜的事件成为了高此行的转折点。据旅店老板的说法是:“高敬德半夜大声说梦话,大喊大叫,看起来不正常。由于小旅馆的隔音效果不好,住在隔壁屋子的住客被吵后,与高发生了争执,其间有人报警,该旅馆辖区所在的厂桥派出所人员闻讯赶来,发现高系上访者后将其带回。”
  10月12日,李超在厂桥派出所见到了高敬德,不久他被驻京办带走。在高被带走时,李超拍下了这辆车牌为京E45428的白色面包车,并将消息发布在了微博上。
  同一天下午1点44分,在上海的陈晓兰医生给高敬德打了电话。在电话中,高敬德告诉陈晓兰,他正在派出所,“从当时讲话的语速、口气,我没感觉到他有异常。”
  这个时长16分57秒的问候电话结束之后,陈晓兰以为高并无大碍,于是就出门了。在晚上回到住处后,她惊讶地发现微博上传播着“高敬德被上海驻京办带走”的消息。
  由于有照片的“真相”在,她立刻给高敬德打了一个电话,这个在当天晚间6点17分打出的电话接通后,电话那头并没有声音。
  “我当时很担心他可能不方便说话,所以,就一个人在电话这边自言自语。我还问他,我能帮你做些什么吗?但是电话那边始终没有回应。”一分钟后,陈晓兰又给高敬德打了电话,但手机仍然是接通但无人说话的状态。
  次日上午,李超接到了高敬德打来的电话,在电话中,高对李超说,“我要被送回上海了!”此后,高本人与外界再无联络。
  对于高被驻京办带走的过程,上海官方提供了一种简单的说法:“10月12日下午,上海在京工作人员接到北京有关方面的电话,称一名叫高敬德的上海市民因健康等原因,提出希望回上海接受治疗。”
  至今,陈晓兰仍不明白,高敬德为什么不愿意把自己生病的事告诉别人?“他自己要求回上海和被强制送回上海是有本质上的区别!”
  较早得知高敬德死亡消息的人是王海东。11月4日下午,王陪同当地宝山区电视台的记者去高的住处,被联新社区居委会的人告知“(高)已经死了”。
  “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死活不相信,怀疑他非正常死亡!”王海东这样说。
  高死亡的消息此后亦在网络中传播,“阴谋论”瞬即蔓延,有网友甚至怀疑,“他是否是被假药贩子们暗杀了?”
  
  艾滋疑云
  由上海驻京办护送、乘坐火车,高敬德在10月14日上午抵达上海。
  对返沪期间的状况,上海官方在11月11日的新闻通报中称,“在回上海的途中,高敬德出现发烧、腹泻等症状”。
  由于当时其病情已加重,他被送往了其户籍所在地的宝山区大场医院。11月12日,大场医院一位医生亦向记者证实了高在大场医院内科急诊的事实。
  高的病情在10月14日下午1点稍有好转,此后,他从抢救室转到了大场医院住院部二楼的监护室。
  从10月15日到18日,高敬德在大场医院内科患者部住院,住院期间产生的费用为10124.24元,该费用由大场镇政府支付。
  其后的10月18日左右,高略有清醒,他要求离开大场医院,而要求去治疗水平更好的三甲医院就诊。值得一提的是,大场医院的病历报告显示:高在此并没有被诊断患有艾滋病。
  18日这天,高敬德被送往了海军411医院治疗。411医院隶属于军队系统,并不归地方管辖。按照官方通报的说法,“高在治疗期间,连续高烧并伴有肺炎、脑梗和糖尿病等多种症状。”次日,高在411医院被确诊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也即民间所称的艾滋病。
  在被确诊为“晚期”艾滋病症状后的10月21日,高敬德从海军411医院被送往了位于上海郊区金山县的上海传染病总医院,入住A4栋楼二层的第11病区里,直到26日因肺部感染等并发症,院方“用尽所有治疗手段”最后感染无法控制而身亡。
  不知何故,上海官方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公布高敬德死亡的消息。
  在11月12日官方的通报出来后,并非所有人都愿意相信一个知名药品打假者是绝症病人的现实。
  对于高敬德的死,陈晓兰仍觉得不可思议,“如果是艾滋病的话,他身体就没有丝毫抵抗力了,每次感染都可能成为他的归宿,他难道不知道?他这个玩笑未免开得也太大了!把所有关心他的人都套了进去。”
  陆光也坦言她在感情上很难接受,“如果高敬德死于艾滋并发症,说明他已经到了末期,那么他之前就诊的医院,应该也具备这种基本的防备常识吧。”
  这也是所有人的疑问。
  (应受访者要求,陆光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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