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家家谱历史 [隐藏于家谱中的历史]

发布时间:2020-02-12 来源: 幽默笑话 点击:

  自从有了家谱,便有了家谱的研究。古代修家谱的人喜欢说:“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还提出“国之有史,则兴隆;家之有谱,则昌盛”的论断。   近年社会上悄然兴起的家谱热,引出了一个让人深思的问题,并在有关层面产生过一番争论。因为家谱总是与家族、血缘联系在一起,有人对家谱热的出现显得忧心忡忡,提出会不会因修家谱“让过去一些陈腐的观念和封建迷信的东西沉渣泛起”。
  但这种担忧并没有阻挡住人们对家谱的关注。前些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中国家谱综合目录》,其中收录全国29个省(市、区)含港澳台的550个姓氏,共14719种家谱。其后的《中国家谱总目》,历经长达7年的编纂,收集的家谱总数更达47000种以上。
  足见,家谱这个东西自有它的文化价值,其间隐藏的历史值得认真研究。
  清末名臣黎庶昌主撰的《遵义沙滩黎氏家谱》,正是一部蕴含着丰富历史信息的家谱。这部家谱初修于清光绪二年(1876年),重订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刊于日本使署。《黎氏家谱》与其他族谱的不同在于,自高祖以上只系本支,高祖以下的子孙则分房并列,“又别揭事实,生卒、娶葬著录于后,世愈近,则愈详”。黎庶昌本人认为,这种做法虽然有些“不尽合于欧(阳修)、苏(洵)大儒之义法,亦与近世族谱稍异”,却是谱学发展的必然。既然是私家的记载,就应该在详和实上着力,“不必强同于古”。
  黎庶昌修谱“不必强同于古”的主张,体现了谱学的进步,也使他主修的《黎氏家谱》从一部记述家族世系繁衍的私家谱,变成了一部折射明清黔北社会的重要文献。
  黎家人世代生活的黔北,是贵州境内开发得比较早的地区。明清之际,这里的人们过着自给自足的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日子。《黎氏家谱》通过对家族日常生活的记录,具体而生动地描述了黔北农村的自然经济景象。
  《黎氏家谱?事实汇记》记载六世祖时这样写道:“及先伯祖成名,我祖见门户有庇,乃弃儒业,耕躬自给。产不甚丰,终岁勤动,食指而外家无长物,处之泊如。稼穑之余,亲操丝织,以供常服,布素肃然,终身未尝衣裘帛。夏粗布衫,冬旧絮袄,虽蔽不厌,性不嗜饮,惟喜茶食果品,一切桃、梨、粟、柿、柑、枣、芋、薯、瓜蔬之属,皆植诸家园取给,以为常畦圃艺。”“起即操作家务,终日无闲时,耕织之暇,兼及蚕桑,饲家养鱼。尝造长筒吸水以灌田,又善为竹木工,自制几、榻、桌、凳、箱、柜,细至蓑笠、筛箩、筐篮诸器物,一一皆亲手拮据。”这番记述,直如一幅沙滩田园生活的画卷,通过它我们完全可以洞见明清黔北农村社会的经济状况。
  太平天国起义时期,黎氏生活的黔北同样被农民革命风暴所席卷。不仅太平军石达开部曾三次在遵义展开激战,当地更有杨龙喜、舒光富、朱明月的起义队伍活动。对于这场农民革命战争,《黎氏家谱》虽然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予以指斥,但对这一时期发生在黎家周围的各种社会矛盾,对于战争的惨烈和战乱给社会造成的破坏,却作了绘声绘色的记录。
  《黎氏家谱》对禹门攻防战有较为详细的记述。其谱称:“遵义浮东八十里有禹门寺,……同治元年(1862年)正月,湄潭黄白号匪大人,蹂躏臣里,寺为伪朱王所据。经臣兄庶蕃募勇与官军夹攻,将该逆击退。其时,四乡庐宇焚烧几尽,而禹门寺巍然独存。乡人因寺基筑寨固守。臣兄庶蕃、从兄兆祺及现充使署随员刘汉英实主其事。未几,而吴元彪又反,陷据绥阳县城,距寨只五十里。寨当遵义、湄潭、绥阳之中,环三面皆贼。臣兄等苦力战至五年之久,阵亡者三百余人。同治五年(1866年)六月,楚军克绥阳,始解。又年余,百姓始下寨。臣尝论,遵义府城之不失,实此一寨保障捍卫之功为多。”
  这段记载,不仅分析了禹门的地理位置和战略重要性,还对战事发生的时间、主客方的领军人物、伤亡情况都做了记述,甚至就战争结果对清王朝在黔北统治的影响也作了评价。可见,中国的家谱不尽是“封资修”的家族纪事,其中蕴含着许多历史。
  除此之外,《黎氏家谱》对本族人的观念、文化和行为规范也作了详略不同的记录。其内容显示,自明中叶到清末,从文化上维系这个家族的是宋明理学。这种情况正好透射出明清思想文化史上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作为明王朝官方哲学的宋明理学,随着明王朝的覆灭已经威信扫地,但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清王朝,短期内还找不到一套维护自身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只好“清承明制”,将汉族地主阶级尊奉的儒家思想接过来利用,以至宋明理学在清代知识分子中继续拥有广泛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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