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金荣:培育中间阶层,建设小康社会

发布时间:2020-05-22 来源: 桃花色综合影院精选 点击: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我国进入了全面发展的社会转型期。而正是这种社会转型,引起了社会阶层的新变化。其中,新兴社会中间阶层的崛起和壮大,将会成为不可替代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前提与基础。同时,它也必将成为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

  

  一、两极分化——中国社会阶层的目前状况

  

  为了扩大开放,促进发展,顺利实现我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我国政府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出了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而先富起来的政策。在这个政策的推动和引导下,伴随着科学日本成人电影的发展,我国逐渐由平均主义盛行转变成为贫富差距扩大的国家,“两极分化”是我国目前社会阶层的基本事实。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采取了许多实际措施,促进了经济发展,做大了经济总量这块蛋糕,从而使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与过去纵向比较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但就横向比较来看,贫富的差距却在拉大。无论是公众的主观心理感受,还是社会现实状况;
无论是看个体分化、群体分化,还是区域分化、城乡分化,都彰显了这个社会问题的客观存在。学者们近年来发表的大量调查、研究成果,都表明这种贫富两极分化自改革开放以来加大了。有关问卷调查资料显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贫富差距呈现出继续扩大的趋势。中国城镇家庭最高20%收入户与最低20%收入户年人均收入差距,从1990年的4.2倍、1993年的6.9倍扩大为1998年的9.6倍。更由于中国在社会转型的过渡中存在着大量的隐性收入,实际的贫富差距情况可能比调查数据所显示的还要严重得多。[1]中国国家统计局2000年对中国4万个城镇居民家庭收入情况的调查显示:占总调查量20%的高收入者拥有相当于42.5%的财富。同时,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由1978年2.36:1扩大到2000年的2.79:1.根据粗略测算,若按可支配收入计算,城乡差距为3:1;
着只考虑货币收入,差距扩大为4:1;
若考虑城镇居民的各种福利补贴,差距进一步扩大为5-6:1.占总人口30%的城镇居民拥有80%储蓄存款,占有50%以上的消费额。[2]基尼系数是衡量收入差距的一个通用指数。国外学者一般认为,当基尼系数小于、等于0.2时,社会收入分配过于平均,会严重影响效率;
在0.2和0.3之间时,收入分配比较平均;
在0.3和0.4之间,收入分配合理;
在0.4和0.5之间时,收入分配差距较大;
大于0.5时,差距过于悬殊;
而0.6对于社会稳定来说则是警戒线。根据调查,我国城乡居民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1979年为0.31,1988年上升为0.382,到1994年更提升为0.434(若按城乡家庭户均收入分组计算为0.445)。这一数字虽不是世界最大的,但也表明我国的收入差距已超过了合理的范围,事实上也超过了许多西方发达国家的不平等程度。“,再加上通过房改而导致的拥有私有住房的人大幅度增加,私营经济的不断积聚,资产和股票的全面发行,这一切都会进一步加大我国贫富分化的程度。根据国家计委人力所”城镇居民个人收入分配状况典型调查组“的一项调查,发现现阶段中国社会经济收入最高的”富裕者阶层“,主要由以下14类人员组成:股票证券经营中的获高利者;
部分收入很高的个体工商户;
部分私营企业主;
出场费很高的歌星、影星、舞星等;
部分新办公司的负责人;
部分经营者与承包者;
部分”三资企业“中的中方管理人员;
发展市场经济中专业人才紧缺的某些职业的工作人员;
承包开发科技成果的科研人员;
出租汽车司机;
部分银行工作人员;
经济效益好的企业职工;
部分从事第二职业的人员;
部分再就业的离、退休人员。r ‘’与高收入阶层相伴而生,社会利益分配格局中出现了”新贫困阶层“。他们主要是指企业改革中的下岗人员,隐性失业人员,停产、半停产企业的人员,退休人员,部分吃财政饭的工薪人员,在城镇中流动的非城镇贫困人口,以及贫困农民,等等。目前,这一阶层的人占有很大比重。

  

  以上事实表明,与西方发达国家以中间阶层为主体的“橄榄球”型社会结构不同,目前我国社会还基本上是一个“金字塔”型两极分化结构,即除了少数处于上层的富裕者之外,大部分社会成员都处于下层。而居中的中间阶层,无论在人口数量还是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力上,都显得不足。但是未来我国社会阶层的发展,如果按照现代化要

  

  二、中间阶层——现代化阶层结构的社会主体基础

  

  两极分化虽然是中国目前社会阶层的基本现状,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一些高科技及新兴产业的崛起,外国资本的大量涌人,社会流动机制的现代化变革,新兴的中间阶层作为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中坚力量,其数量和规模开始越来越壮大。在一些沿边、沿海地区和经济发达的大中城市,如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的居民中,甚至出现了白领职业群体在数量上超过蓝领职业群体的现象,而他们所处的地位和所发挥的社会影响也已备受关注。

  

  中间阶层,主要是指介于富有阶层和贫困阶层之间的群体。社会中间层不是社会分层结构中某一具体阶层的代称,而是几个具有相近或相似特征、特别是收入水平处于中等左右的阶层统称。[5]其划分标准主要是收入水平和财富拥有量,同时兼顾工作、学习、生活方式,文化程度,社会心态,价值观念,等等因素。按照国外社会学、政治学较通行的定义,传统的中间阶层主要包括中小私营企业主、经理、个体工商户、自耕农,新生中间阶层主要包括日本成人电影工人、管理人员、公务员、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我国现阶段社会转型期出现的新兴中间阶层,不仅是产业结构变化的结果,而且是社会结构变化的结果。其中多数的基本特征是:年龄25-30岁左右,一般都具有较高的学历,有新的专业知识、懂外语、会电脑,大多就职于三资企业、新兴行业,如金融、证券、信息等高日本成人电影领域,收入较高,在消费行为上有着很强的高消费倾向。[6]在产业革命和市场经济的双重推动下,我国社会转型期的新兴中间阶层的职业构成既比较复杂,又体现出较强的行业性。首先是一些航空、保险、金融、电讯、房地产、旅游等具有不同程度垄断性质的行业。根据国家统计局分行业的工资统计,这些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比全国职工的平均水平高出50-120%左右。其次是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乡镇企业家、民营企业家、创业人员、日本成人电影人员以及自由职业人员,等等。据《工商行政管理统计汇编》(1990-2000年)的统计,1999年私营企业主人数已达150.9万户,从业人员490万人。[7]再有就是一些股份企业、效益较好的国有企业及国内专业机构的工作人员,如律师、会计师、医生、工程师、国家公务员,等等。最后就是随着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伴随着“招商引资”的进一步扩大,一些外商开始在我国投资设立企业,截止2000年5月底,全世界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投资者已在我国设立外资投资企业35万家,其中全球最大的500家跨国公司中已有400多家在我国设立了企业。据统计,目前我国在外商投资企业就业的人数约为2000万,占全国城镇劳动人口的10%。[8]这些受聘于外资企业的中方管理人员和日本成人电影人员,多数是来自国有企、事业单位的专业管理人才和日本成人电影人才,以及刚刚从学校毕业的优秀大学生。这些人员的工作付出都比较大,其薪金远远高于国内企业的同类人员。据北京西三角人事日本成人电影研究所近期对北京30多家外企所作的薪酬调查,这些外企业一般职员的月薪为2500-6000元,主管、主任的月薪为4000-10000元,经理的月薪为5500-15000,总监的月薪为8000-25000元。[9]随着我国社会转型期的不断发展,新兴的中间阶层也在不断地壮大,昭示着其将成为我国未来社会发展中的中坚力量,并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主导作用。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中间阶层的成员往往对社会的主导价值观有较强的认同感。他们在社会上代表温和的、保守的意识形态,求稳怕乱,因为他们拥有的财富适度,既不会多到让他们远离正常人,又不会少到让他们为生活而担忧,因此,中间阶层从切身利益着想,不赞成通过大乱以达到大治,更惧怕发生社会动荡。如果中间阶层的规模足够强大,其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时,极端的和激进的思想很难有市场,这对维持、发挥现行价值取向和社会政策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其二,中间阶层占主体时,只有较少数的人处于社会下层,从而会大大缓和社会高层和低层之间的冲突,并进而缓解有可能产生的社会对立。其三,中间阶层生活方式超前,具有独特的消费特征,是引导社会消费的最主要群体。赊购赊买、分期付款等西方常用的消费方式,在我国中间阶层中已开始使用并日益扩大。当中间阶层占我国社会人群的多数时,其社会生活方式就保证了社会庞大、稳定的消费市场的形成。因此,随着我国社会转型而不断发展、壮大起来的新兴中间阶层,必将会成为我国未来社会发展的主体和主导力量。

  

  三、从两极分化走向中间阶层的不断扩大——中国社会阶层未来发展趋势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曾指出:“收入分配的变化是发展进程中最具有政治意义的方面,也是最容易诱发妒忌心理和动荡混乱的方面”。[10]贫富差距的拉大,会促使下层社会成员的相对被剥夺感日益增强,进而导致他们的不满和牢骚;
再加上企业主对员工的非法剥削,个体户的“缺斤短两”行为,富裕阶层的异化消费,官员阶层中的腐败行为,等等,都可能触发和加剧阶层矛盾,从而引起一些非常规的集群行为,甚至造成局部性或大面积的社会骚动。这必然会导致政治和社会的不稳定,进而影响整个社会持续、稳步发展。我国正在进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社会转型,由于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产业结构的重大调整,虽然在一定时期内造成了贫富两极分化,并在现阶段成为人们不能回避的社会问题,但我国作为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大国,其最终目标是在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富裕”。从历史与现实角度来看,目前我国存在的两极分化的现象,既有利于拉动经济发展,又处在社会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实际上是一种“必要的张力”。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我国现阶段的社会转型更有利于新兴中间阶层的崛起,从而推动整个社会阶层“从两极到中间”趋势的发展、演进。

  

  第一,新的世纪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日趋成熟,那些阻碍着社会各阶层之间成员自由流动的城乡分割分治的二元体制、僵化的人事管理制度、僵化的劳动制度和单位体制等作为体制性的身份壁垒,必将受到极大的冲击进而被削弱,从而推动我国社会“从身份到契约”的过渡。这一深层次的变化,将继续牵动着阶层的分化和社会流动在“市场化”的轨道上运行,从而为社会成员、特别是那些过去在旧体制下不占优势地位的社会成员,提供了进行经济和社会活动的自由空间和自由资源,使他们可以摆脱对于身份的依赖而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利用市场机会,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随着这些有利因素和形势的发展,我国社会阶层必将是两极分化的缩小和中间阶层的壮大,从而呈现“从两极到中间”的发展趋势。

  

  第二,产业革命导致了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到1990年,在我国国民生产总值中,第三产业产值超过了

  

  第一产业产值,其比例为:第一产业占27.1%,第二产业占41.6%,第三产业占31.3%。“[11]按照经济学家建立的用以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工业化和社会产业结构转换程度的社会产业结构转换模型来看,我国的三大产业产值比例为:第二产业产值>第三产业产值>第一产业产值,属于三大产业的二三一结构,这标志着我国经济已进入了工业化后期阶段。与产业结构调整、演进的过程相伴,管理层、日本成人电影层、商业层、职员层等新兴阶层日趋壮大,结果推动了整个社会中间阶层的发展、壮大。

  

  第三,随着社会现代化程度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变革,城市化的加快发展,我国第三产业的人数不断增长,所占比重逐步提高,已超过第二产业的就业人数。1990年,第三产业就业人数达到10533万人,占18.6%;
1995年,第三产业就业人数达到17090万人,所占比重为24.8%,接近1/4.从1994年起,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开始超过第二产业就业人数,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标志着我国就业结构由一二三向一三二转变。[12]就业结构的转变,使得从事脑力劳动和服务行业的人数越来越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一个庞大的不直接操作生产劳动的社会阶层已经形成,并随社会发展逐渐成扩张之势。而这一阶层的发展、扩张,实质上也是新兴社会中间层的崛起和壮大。

  

  第四,我国正在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通过一系列法律的、行政的、经济的杠杆,限制通过不正当竞争形成的暴富阶层;
并依靠财政税收来调节收入分配的差距,使得社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趋向合理,防止两极分化。同时,我国投入大量的资金,给社会最低层的人以生活最低保障,并逐步完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这些都为积极创造一个有利于中间阶层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从而有利于新兴中间阶层的发展、壮大,进而推动我国社会阶层由两极分化向中间阶层占主体和主导社会的过渡。

  

  第五,现代教育的普及和发展,提高了人们的科学文化和日本成人电影素质,创造了更新、更高的社会生产力。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大量的体力劳动让位给机器,人们更多地从事脑力劳动和管理。这样,在社会职业结构中体力劳动职业者在不断减少,如手工业劳动者、搬运工等都在不断减少以至最终消失;
而脑力劳动职业者,如从事科学研究、教育、设计、咨询、策划、管理等职业的人数却在不断增加。因此,在我国走向现代化和社会转型期,整个社会出现和形成了一个人数越来越多、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的“白领职业者阶层”,而这一阶层也正是新兴中间阶层的主力军。

  

  总之,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和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未来的社会阶层结构变化趋势,可预计是由一个两极分化的“金字塔”型结构向一个以新兴中间阶层为主的“橄榄球”型结构转变和发展,这是我国社会转型和未来社会结构变迁的必然结果。而一个人数众多的庞大的中间阶层的形成和发展,将使我国社会结构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从而有利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稳步提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和必需的人力资源。(作者单位: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

  

  注释:

  [1)李培林:《中国贫富差距的心态影响和治理对策》,《新华文摘》2001年第6期。

  [2]董全瑞:《简论贫富差距的合理与否》,《长白学刊》2002年第1期。

  [3]李强等:《我国社会各阶层收入差距分析》,《科学导报》1995年第11期。

  [4]张宛丽:《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研究二十年》,《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1期。

  [5]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0页。

  [6]万鸽:《中国社会分层结构衍生新变》,人大复印资料《社会学》2002年第2期。

  [7]赵子平:《与时俱进,正确认识国内环境——我国社会阶级阶层发生的新变化》,人大复印资料《社会学》2002年第2期。

  [8]《中华工商时报》2000年6月22日。

  [9]《外企员工收入究竟有多高》,《新民周刊》2000年第20期。

  [10](美)刘易斯:《发展计划》,中译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78页。

  [11)[12]陆学艺等:《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60、第161页。

  来源:原载《战略与管理》200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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