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百利好音乐会一直停留在她的年纪:百利

发布时间:2020-04-03 来源: 美文摘抄 点击:

  “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们意识到在乐队之外有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当你20岁的时候,没什么重大的责任,音乐就是你的一切,而现在,我们需要对生活的一切负责”      仿佛掏出接头暗号,The Cranberries,是微酸的小浆果,也是爱尔兰国宝级乐队――译作小红莓,或卡百利。这次,后一种译法胜出,打在乐队首次中国巡演的海报上。有人站在体育馆门口嘀咕:“不是小红莓吗?怎么变卡百利了?”这肯定是老歌迷。
  “The Cranberries,you and me,never grow old。”(小红莓,你和我,永远不老。)7月28日,北京五棵松体育馆外,挨挨挤挤的卡百利演唱会入场人群中,几个年轻人展开红色大横幅,羞涩地招呼着照相。《you and me》和《never grow old》,都是他们最负盛名的歌。
  一个尖利女声从几步外冒出,用摇滚主唱的气势旁若无人地唱道“salvation,salvation(拯救)……”声音终于盖过了不远处喇叭里播放的“女儿美不美”。
  70分钟后,《salvation》在五棵松体育馆的舞台上响起。女主唱桃乐丝戴上印第安羽毛帽子,一身黑衣,手臂指向天空,像带领族人征战的酋长,唱一句“salvation”,把话筒指向台下,听全场人学她的咽音接“salvation is free(拯救是自由)”。
  18000人的体育馆,为了这支8年前解散的遥远乐队,竟然上座九成。
  当年那个顶着一头红色短发的桃乐丝已经40岁了,依然瘦,虽然肚子上有了一点赘肉。依然短发,虽然由红变黑。依然烟熏眼妆眼神锐利。依然跟着音乐鼓点随意扭晃胳膊和脑袋,跳恣意的舞,像踩独木桥走路,或跳跃的小兽。最重要的是,依然有那天籁般的好嗓了,可以用最空灵的声音唱《Dying In The Sun(在阳光下逝去)》,也可以用最有爆发力的声音唱《Zombie(行尸走肉)》。
  他们即将发行新专辑,继上一张专辑已隔10年。“新专辑的风格很像我们最初的那两张,我们加入了一些新的、实验性的元素,也更加成熟,但感觉像是又回到了起点。”乐队创始人、吉他手诺埃尔在接受本刊专访时说。
  永远不老
  全球唱片销量超过2500万张的卡百利乐队2003年激流勇退,宣布解散。
  对许多当年捧着卡带和神秘兮兮打口碟的中国少年来说,这个上世纪90年代红极一时的乐队是陪伴他们青春成长的偶像。
  卡百利甚至闯进中国大众视野好几次:1994年,还叫王靖雯的王菲翻唱了《Dreams》,剪了和桃乐丝一样的标志性平头;2002年,日韩世界杯上,CCTV5用一首《Dying In The Sun》作配乐,成为送别法国、阿根廷等队的强力催泪弹;2005年,李宇春在超女舞台上重唱《Zombie》――他们的歌在中国走红,但乐队名字对大众来说一直很陌生。
  保持两年制作一张专辑的节奏,卡百利并不急着抛头露面,即使在乐队最红的时候,他们依然随意走在街上,不会引起围观,桃乐丝回忆道。
  但正如她在《Dreams》里唱的那样:“我的生活每天都在变化,朝着每一种可能,而我的梦想,从未像它表面看上去那样波澜不惊。”卡百利的解散正是因为他们对明星生活感到厌倦。在某次美国巡演开始前,4人坐在后台聊天,竟是同样的心情,“我们觉得这样的生活已经不再有趣”,鼓手弗加尔说。桃乐丝也觉得自己“像个商品”。
  早在1996年,桃乐丝就试图从公众的视线中逃开。当时,卡百利发行第3张专辑《To the Faithful Departed(致死去的人们)》,桃乐丝开始为成名的苦恼所折磨――密集的行程、昂贵的投资与门票、很多人辛苦的准备、更多人的翘首以待,“好像整个世界都喘不过气来,我被夹在中间,努力适应这一切,但精力已经耗尽。”
  那段时间她的体重只有90磅,有媒体称她患了厌食症,但其实是神经衰弱。桃乐丝甚至因此去看心理医生。一次海外巡演,她错过了祖母的葬礼,那次演出的所有曲目都被她唱得格外悲郁。
  “我想回家了。请让我离开公众的视野,离开摄影机。人们似乎并不真正关心我。”
  音乐之外的世界
  13年、5张专辑、无数场演唱会、亿万人的尖叫。卡百利成名之时,乐队成员的平均年龄不满二十岁。如今,曾经高唱没有安全感的4个年轻人,都已结婚生子。
  诺埃尔说:“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们意识到在我们的乐队之外有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当你20岁的时候,没什么重大的责任,音乐就是你的一切,而现在,我们需要对生活的一切负责。”
  在淡出舞台的日子里,诺埃尔继续自己的创作,并与其他乐队合作,费加尔专心发展自己的录音室,迈克则利用这段时间在家乡开了自己的餐厅。
  桃乐丝和丈夫住在安大略湖边的偏远城镇,每天清晨把大儿子、小女儿分别送去上学,然后自己出去散步。下午练瑜伽、做家务、准备晚餐,把孩子们接回来,督促他们做功课,哄他们上床睡觉,她再看看电视――家庭滑稽录像一类的节目。
  “在生活里,我从来不缺乏灵感。我并不想成为那种永远在路上的人,也不愿意永远呆在录音室里,我希望有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呆在一起。”儿子现在会给她推荐最新的流行音乐,桃乐丝说:“这就是有孩子的好处,会帮助你保持时尚。”
  她早就把自己对于家庭生活的喜爱写进歌里。在第5张专辑《Wake Up And Smell The Coffee(起床闻闻咖啡香)》里,她写了《Never Grow Old(永远不老)》,说的就是自己的故事――有一天,她推着孩子们去郊区踏青,小女儿已经睡着,儿子还醒着,她看着他们俩,觉得那一刻真是完美。她想起自己的童年,好像也曾坐在手推车里向外张望,看着天空,心里想着,鸟儿飞得真高。
  卡百利的4名乐手都出生在同一个地方――利默里克。他们第一次以“小红莓”的名字登台表演是在这个小镇的酒吧里,为别的乐队暖场。一共唱了6首歌,一半马马虎虎,一半错漏百出。主唱用力过猛,其他乐手则死死盯着地板,“离我们最近的观众都像雕塑一样木然地立着”,桃乐丝回忆。
  2009年乐队重聚,今年开始新一轮全球巡演。大家约定,巡演最多持续6周,然后必须各回各家。
  时隔6年,再次重组排练,总会有人记不住老歌的编排。好在音乐比语言管用,回忆统统被召回,很快,大家又找到了感觉。
  北京演唱会上,唱《Dying In The Sun》时,桃乐丝褪去黑衣裤,换上白色长裙,不再蹦跳,安静地弹唱,两道白色光柱打在她身上,背后笼着白烟。论坛里,最热门的帖子之一是:有谁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哭了?
  好音乐不是说教
  人物周刊:很多歌迷很欣赏你们那几首社会批判歌曲,比如《Zombie》和《Dying in the sun》,为何后期较少这样的作品?
  诺埃尔:从整体来看,我们的大多数歌曲都是在讨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东西了。而《Zombie》等歌曲,只是因为当时发生的现实事件抓住了我们的灵感和注意力。对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关注不是我们计划出来的,也没有花费太多时间去专门为之创作。我们今年的新专辑就没有太多和政治有关的内容了。
  人物周刊:你们如何在创作中体现人与人的关系?
  诺埃尔:桃乐丝负责歌词创作,她会写下当时吸引她的东西,可能是她的小孩、她的丈夫,也可能是我,或者是你,甚至是她从CNN上看到的一则新闻。我们没有事先设计要写某一种风格的歌,只是关注当下的感触。我们很努力去创作好的音乐,好音乐是不会变老的,它会一直停留在那个年纪。潮流来得快去得也快,我们坚持自己的音乐,不会因为哪种音乐能够帮你多卖唱片而创作。
  人物周刊:你们如何看待Bob Dylan和U2呢?他们更直接地参与社会运动,并经常在媒体高调发言。
  诺埃尔:不管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做的是好音乐,不像有的乐队会把他们的音乐和理念强迫性地推销给你,告诉你应该相信什么、不应该相信什么。U2只是把他们看到的、想到的唱出来,而不是说教,这更容易让听众产生共鸣。我想,这是这个时代创作好坏的分界线。每个人的生活经历是不同的,伴随成长的音乐也不一样,能够把这一切都融合在一起进行思考和表达,才是我们想做的。
  人物周刊:你们是否留意到听众的变化?他们是否还热爱音乐,并且积极给予你们回应?
  诺埃尔:最大的不同是唱片工业的问题。每个时代都会有自己的乐队、音乐和听众,但如今人们消费音乐的方式变了,更多人习惯于下载,许多唱片公司也对此低头。近些年来,他们的确毁掉了许多原本优秀的乐队,只要第一张专辑不畅销,也许就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成名变得更加艰难。这和我们出道的时代完全不一样。我们是很老派的,把Demo发给唱片公司,要么得到合同,要么得不到。
  歌迷依然会表达他们对音乐的感受和爱憎,我们很惊讶地看到很多不同年龄段的观众出现在人群里,他们也许从父母那里听到我们的音乐。我们很高兴看到年轻人跟了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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