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派

发布时间:2017-02-16 来源: 历史回眸 点击:

历史学派篇一:第八章德国历史学派

第八章

德国历史学派和美国制度学派 主要内容 一、历史学派产生的背景

(一)民族国家的兴起 拿破仑战争使得刚刚从三十年战争中恢复过来德意志联邦遭受重创,战争结束后的和平协定将德国分裂为34个邦国和4个自由市。 拿破仑战争激发了德国人的民族情感,统一德意志民族的要求开始愈发强烈;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梅特涅的神圣同盟专制统治却又扼杀了在这种民族情绪下促进的对民主的渴望;1848年革命的失败,使得一种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得以结合;俾斯麦1871年的统一更加强了这种信念。 一、历史学派产生的背景 (二)德国启蒙精神 启蒙运动在德国的发展是辉煌的,从莱布尼茨到康德,从莱辛到歌德,继承了笛卡尔理性传统的启蒙精神在德国走出了一条完全不同于英美文化的道路。 然而历史没有能让德国的启蒙运动完成她的使命。启蒙的精神在康德那里达到巅峰后便衰落了。 在战争和民族国家兴起的过程中,康德的遗产被扭曲地继承到了黑格尔手中。

(二)德国启蒙精神 1、康德 Immanuel Kant, 1724-1804 “有两样东西,越是经常而持久地对它们进行反复思考,它们就越是使心灵充满常新而日益增长的惊赞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法则。” “要只按照你同时能够愿意它成为一个普遍法则的那个准则去行动。” 在康德那里,“道德”绝不能依凭感觉而定。 最基本的道德“不杀人”、“不偷盗”等,需要强有力的“命令”形式,而不是依赖情感的道德判断。 康德道德论的核心是:道德是内在与我们的行为之中的,是我们行为的原因而不是结果。 我们之所以能做出道德

判断,不是因为我们有道德情感;相反,因为我们先天理性中蕴涵了“道德”,所以我们的理性使得我们能够有赞同或者怨恨的道德情感,所以我们能够做出道德判断。 自由、理性和道德,三者是统一的:自由、自律和自尊。他们构成了人的至高无上的本质。 (二)德国启蒙精神 2、黑格尔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 “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 在康德那里,理性是人的本质的证明;而到了黑格尔那里,理性被从人的内在中抽象了出来,成为了一个绝对概念。 不是由人自身去证明至上的理性,而是让至高的理性来证明人的存在。 理性,一方面存在于绝对的必然王国中,一方面则在具体的历史中显现,就是显现在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崛起之中。这是朝向必然王国的历程,所谓“自由”就是向绝对意志的无条件臣服。 个人的理性服从于国家的理性,个人的意志服从于国家的意志,个人的自由服从于国家的权威。 黑格尔彻底扭曲了康德启蒙哲学的精神,从人的自主自律自由变为了对于国家权威的无条件服从。而道德,就是对权力的遵从。 德国历史学派,正是黑格尔哲学的具体实践。 19世纪初期的美国刚刚独立,正是民族情绪高涨的时期。1825年汉密尔顿的制造业报告再度发行,“幼稚工业”(infant industry)这个词就是李斯特从汉密尔顿报告里面借用的。 1825-1832年,李斯特居住在美国,尽管他的经商活动很失败,但是被美国的民族主义所激励。正是在那时,他开始呼吁美国向亚当??斯密宣战。 李斯特警告美国人,美国可能因为两本书而灭亡,一本书来自苏格兰,另一本书来自法兰西。 回到

德国以后,李斯特出版了他的“经济天文学”:《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二)李斯特的主要思想 1、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 李斯特认为斯密的错误来源于忽视了对他的“一般原理的一些修正,这些修正是由于民族体中人类种族的不同所引起的”。 民族“就如同个人,因为他们的条件不同而存在差异。有巨人有矮人,有年青有年老,有跛足有健全;一些迷信、迟钝、懒惰、未开化、野蛮;其他的富于教化、有活力、进取并且开化”。 所以,李斯特并没有完全否认一般原理,但是他认为对于不同的民族,所谓“一般原理”要进行修正。 历史学派的那种民族主义精神在李斯特这里表达无疑。 2、经济演进 杜尔阁、亚当??斯密就曾表达过经济演进过程;马克思也表达过;但是李斯特的经济演进是与国家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李斯特就指出国家经济发展要分为五个阶段: 原始未开化时期, 畜牧时期, 农业时期, 农工业时期, 农工商业时期。 处于不同时期的国家应当适用不同的经济政策。 3、贸易保护 李斯特影响最大的理论当然是他的“保护幼稚工业贸易政策”。他从美国的实践中得到了灵感。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李斯特的贸易政策是一种国家干预下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的结合体,而不是后来许多国家实践的那种保护贸易。 譬如,李斯特从来不要求保护农业;当国家处于最高阶段――农工商业阶段时也应当实行自由贸易;而且贸易保护只是保护“幼稚工业”,与他国竞争的、处于发展起步阶段的工业;保护期限也定为30年。同时,李斯特力主在德国内部必须是自由贸易。 李斯特贸易保护的主旨其实是所有民族都能在国家推动下尽可能快地变成“英国人”。 4、利

益的冲突 启蒙精神那种“利益和谐”的理念在德国历史主义中是找寻不到的,李斯特否认个人利益与社会(国家)利益一致,对私利的追求无法导致社会整体的最高福利。既然民族高于个人,那么个人的私利就有必要服从民族的利益,必要时甚至应该为了国家利益牺牲私人利益。 5、其他 历史学派总是会有一些“奇谈怪论”,李斯特也不例外。例如, 他认为气候、地理位置对一国发展有重要影响。 热带国家无法发展制造业,处于热带的民族注定要依赖温带地区的民族。

(三)小结 李斯特的思想开启了德国经济学领域的历史主义传统。 但是李斯特与后来的历史学派有一点至少是不同的。他不是一个纯粹的国家主义者,他的经济思想是一种国家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结合。 我们别忘了李斯特早年是一名自由主义者,在政治上他一直都是自由主义者。 三、历史学派经济学 德国历史学派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旧历史学派和新历史学派。这不仅是时间上的划分,而且也是具体理论、实践上的划分。两者的区别是: 前者是一种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理论;后者则是彻底对理论的<a name=baidusnap1></a><B style='color:black;background-color:#A0FFFF'>放弃</B>; 前者对国家政策持一种建议甚至批评的立场,后者则是赤裸裸地对国家权力的膜拜。 但尽管存在区别,他们在一些核心内容上仍然存在一致性和持续性。并且正是旧历史学派的一些主张必然地推衍到了新历史学派那种极端的形式。 (一)旧历史学派 旧历史学派由德国历史学派三位奠基人代表:罗雪尔(Wilhelm Georg Friedrich Roscher)、希尔德布兰德(Bruno Hildebrand, 1812-1878)和克尼斯(Karl

Gustav Adolf Knies, 1821-1898)。 其中后两人都是自由主义者而且受到政治迫害。希尔德布兰德希望将道德、宗教、习俗等都融入经济学考虑中去。 克尼斯是希尔德布兰德的学生,克尼斯更具有理论天赋,他认为历史环境下的经济学不具有绝对的性质,经济学规律不能等同与自然规律。 克尼斯的数名学生后来成为大师级人物,如韦伯、伊利( Richard Theodore Ely, 1854-1943,他是1855年美国经济<a name=baidusnap0></a>学会</B>的创建者)、克拉克( John Bates Clark, 1847-1938,第一位得到世界承认的美国经济学家)。 罗

雪尔(1817-1894) 罗雪尔的背景不同于另两人,他的社会阶层较高 同时他的信仰促使他最后逐渐服从于政府的权威。 罗雪尔的思想奠定了历史学派的基础:方法重于实质。研究经济科学的方法要比具体的经济原理重要得多。这和英国的古典经济学理论恰好相反。 而罗雪尔的具体工作,则是致力于建立“以历史方法为基础的”经济学,具体集中在他五卷本的教科书《国民经济学体系》(1854-1894)中。 罗雪尔(1817-1894) 但是,罗雪尔实际的工作并不是对李嘉图理论的反叛,而是利用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附以许多具体的历史资料,用来补充、修改理论或者对例外情况进行论证。 所以,罗雪尔并没有废弃古典经济学,而是将李嘉图传统那种抽象体系与具体的时间和空间相结合。他真正的影响是将历史研究与理论研究相结合。 但是,新历史学派显然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二)新历史学派 施穆勒(Gustavon Schmoller, 1838-1917) 新历史学派完全笼罩在施穆勒的影响之下。 此人是著名的“学霸”,通过控制德国大学学 术

历史学派篇二:德国历史学派

德国历史学派

古典主义的思想,包括前古典主义的重商主义,重农学派,古典主义后的“边际革命”,马歇尔以及瓦尔拉斯,大家都很熟悉。但是经济学的另一个传统(以目前来看说潜流更合适),也往往为经济思想史学者一笔代过的另一股思潮往往为大家所忽略,那就是历史学派。我来简单介绍一下,本人对思想史所知无多,错讹之处,万望识者指出。

历史学派前承李斯特的国家主义和亚当·牟勒的浪漫主义,在其后又对美国的凡勃伦等(旧)制度经济学家有着深远影响。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可以在新制度经济学家身上若隐若现地看到某些历史学派的影子。这个学派反对英国古典经济学建立永恒的普遍的经济理论的企图及其抽象演绎方法,主张根据各国历史发展的特性研究具体的经济政策。象国民经济有机体、经济发展阶段论、历史法学方法、历史语言学方法、各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和经济理论的相对性等观点和方法,都是这个学派提出的,也成为史学中历史主义的部分内容。

我们了解德国历史学派,一般是在“边际革命”前后奥地利学派门格尔等人与罗雪尔,施穆勒等的争论开始的。在方法论上,历史学派受到黑格尔的深远影响(这大概是欧洲大陆特别是德意志学术的一般特点),而源自盎格鲁萨克逊的理论在哲学上多受洛克,休谟的实证主义,经验主义的影响,往往彼此水火不容。奥地利学派与德国历史学派的争论是一例,薛兆丰大骂黑格尔又是一例,呵呵。

近世欧洲国家的经济发展是十分不平衡的。近世欧洲国家经济的发展开始于西欧,然后渐及于中欧、东欧。如果说,英国的产业革命开始子18世纪后半期,法国的产业革命开始于19世纪前半期,则德国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建立当为19世纪后半期的事。因此在西欧已大工业化的19世纪初期,德国还是欧洲一个经济最落后的国家,不但落后于英国而且落后于大陆国家如法国、荷兰等国。

18世纪和19世纪前半期,德国主要是农业国。仍然保存的封建的农奴制的统治关系妨碍了国内农业的发展。改革的过程,从世纪前半期就开始,一直缓慢地,自上而下地,遵循所谓“普鲁士道路”进行着。至于工业,在19世纪最初几十年内,工场手工业和零散的小手工作坊,在德国全国工业中居主要地位。到了19世纪中叶,德大部分地区还存在着手工业者的行会。这些行会直至19世纪6O年代才正式被废除。为一般人认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德国的1848年革命,事实上,是一次未完成的,半途而废的革命。它没有摧毁旧的政体和制度。但它却也实在为19世纪60年代实现的产业革命的进程创造了有利条件。6O年代之后,德国工业开始高涨。这个高涨为德国原来的高度工业化奠定了基础,也为在19世纪末同英法争夺经济霸权准备了条件。上述的不同于英法经济发展的史实,是构成德国在这一时期对待英法经济自由主义思潮的历史背景。

在德国,经济学是一门外来的科学,它是作为成品从英法等国贩运来的。但是西方的经济学所反映的是新兴的生产方式的经济,对于尚处于手工业时期的德国确实不存在着经济自由主义赖以生长的土壤。于是,这个外来的科学,在德国经过改造,一方和原有的官房学,另一方面,又和当时出现的“国家有机学说”相结合,形成历史主义学派,在本期内和西欧的经济自由主义分庭抗礼。

历史主义是19世纪中期,在经济落后的德国对于先进国所信仰的经济自由主义的反动。但在18世纪末年,某种对于国家作用的思想已见其萌芽。于是宣扬这种萌芽思想的人物就成历史主义的先驱者。首先是产生于18世纪和19世纪初的德国的浪漫主义。其主要人物是亚当·牟勒(Adam Muller 1779一1829)。在哲学思想,浪漫主义者上接黑格尔(G.w. F. Hege1, 1770一1831)和菲希特(J.G.

Fichte,1762一1814)等人的国家有机说,强调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个人作为成员,但不是附属物的本质关系。从而集体的利益应高于个人利益;个人离开国家而存在,是不可思议的。因此,国家应该控制个人活动,包括经济活动。浪漫主义是对开始深入欧洲思想界的英国古典经济主义的反动。它以国家有机学说反对经济古典主义的个人主义。作为它的哲学基础,它憬于中世纪的社会关系,以之反对古典经济学所遵循的自然规律哲学和由之而发展的功利主义。作为它的经济思想,它又取材于从中世纪到近世过渡时期的西欧的重商主义和德国官方学派的传统立说。

其次,是19世纪中期的,以李斯特(Friedrich List,1789一1846)为代表的经济国家主义。李斯特是德国初期产业资本的代表。但由于时代不同,德国经济发展大大落后子英法等国。李斯特,为了新兴的,对英法等国同处于劣势的德国产业资本的利益,采取了和经济自由主义相对立的国家经济主义。他一方面接受了浪漫主义的思想——国家有机学说——但他不纠缠于浪漫主义者思维中的种种政治形而上学的说教。他所著意的更多在于,为当时还处于落后而急于赶上先进的德国,提出一套新的经济政策。他提出了保护主义来反对贸易自由主义。他认为落后的德国在生产力上是有潜力的。但在经济先进国的压制下,若不加保护,生产是不能得到发挥的。因此,要用国家的力量来保护国内生产力量,使之发展。他提出一个简单的口号:“保护幼稚工业”。这口号很快的,并在很长时间内,成为经济保护旗帜上大书特书的标语。他的保护主义,是有条件的。它不是绝对地而是有条件地反经济自由主义。先走了一步的英、法等国,可以采取经济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对于它们的经济发展是有利的。但落后的德国不能盲目地采用英法的模式,而必须反其道而行之。国家就是应承担这扶助工业发展的责任者。

从19世纪中叶起,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为英、法古典经济学强烈反对者的德国历史学派,统治着德国经济学界。理论的根本分歧就是后者国家干预主义和古典学派的经济自由主义的对立。

承继着经济浪漫主义和李斯特的经济国家主义的传统,历史主义者认为国家是协调个人和集体经济行为,引导它们达到社会经济发展的权力机构,和有效的手段。为了达到这目的,就有必要把权力集中掌握在政府手里,由政府来决定哪些经济活动应该属政府职责之内,哪些可留给私人去做。这样,政府就直接地控制了社会某些经济活动而间接地指导了私人所进行的经济活动。历史主义所主张的不是社会主义。但是确实主张部分生产资料的公有,确实主张组建部分的公营经济,确实主张国家对社会经济进行管辖、指导,以干预经济的计划来代替个人的主动和竞争市场。

其次,历史主义者强调社会生活的统一性,反对机械主义的有机社会观。历史主义者认为,社会的经济生活的综合,大过于构成这个社会的个人活动的相加数。社会有一个超于其成员的存在。

再其次,历史主义者用“国民经济”主义的观点来反对古典派的“世界主义”。他们认为古典的经济自由主义所假定的一个没国家疆界的世界,是不真实的。国家的存在,疆界的限制,和各国家间经济发展进程的差异,都使得“世界主义”所摹拟的共占利益,不可能成为现实,而经济弱国经济将长期,甚至永远地成为前进国经济的附庸。

历史主义的国家干预主义倾向,从李斯特的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扩大到国内经济的各方面。 扩大化首先具体化为改良主义的“市场经济政策”。在19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德国工业化有较大的发展,面临着,随工业化而来的阶级斗争——历史学派称之为“劳工问题”——的社会大动荡。经济自由主义已经证明不能提供任何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因此,历史主义者提出了他们改良主义的“社会经济政策”的主张,高举国家干预主义旗帜一方面批判经济自由主义,另一方面又反对当时在这年轻帝国中已日益高涨的社会主义。他们强调利用国家通过各种立法和公营企业等措施来进行自上而下的改良。他们这个“社会经济政策”包括工厂立法,劳动保险,劳资纠纷仲裁,孤寡救济,干涉劳动契约等法令的厘订;若干有关生产的资源和企业,如河流、森林、矿产、铁道、交通、银行和一些工业的国有化;城市土地私有权的限制;财政赋税的改革

等等。 历史主义的国家干预主义对经济自由主义的挑战,在当时,似乎只限在德语系国家中进行。在西欧英、法各经济先进国中,虽然问有一些同声响应的人物,但追随者确实不多。然而,作为半世纪中形成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分庭抗礼的局面,和提供社会利益集团间矛盾和抗争根源的解释,它在经济思想发展史中的重要地位是不可否认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国,从19世纪末年起,出现了可称为德国历史主义变种的,制度经济学。这也许不是偶然的。美国和德国都是在英、法等西欧国家已经进入工业化之后若干年,才从经济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努力前进。经济学,在美国开国后一个长时期,也是一门外来的科学。但是美国,虽然在开国后初期,引进的是英法古典派的经济自由主义,但在19世纪末起,德国的历史主义却侵入了这个理论空虚而自由主义又不能完全适应这个新兴经济需求的国家。和法国一一样,在它摆脱殖民地之后一长期,贸易保护主义一直是美国的对外贸易的信条和国策,制度经济学,作为历史主义在美的变种,能在美国成长,未始不和其存在着一个适宜的土壤有关罢。

历史学派学术本身,当然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至多还只有思想史上的意义。其对旧制度经济学的影响,比方说凡勃伦认为,享乐主义的心理学把人看做是“快乐和痛苦的计算者,俯仰浮沉于刺激力推动之下,好像一团性质相等的快乐欲望的血球”,这种见解把人看做是被动的,其行动主要受追求快乐和避免痛苦的冲动支配,这是同“新心理学”不符的。

他认为,经济学说研究的对象应该是人类经济生活借以实现的各种制度。在他看来,制度是由思想和习惯形成的,而思想和习惯又是从人类本能产生的,所以制度归根结底是受本能支配的。他认为,本能树立了人类行为的最终目的,推动了人类为达到这种目的而作的努力,理智则不过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方法。个人和社会的行动都是受本能支配和指导的。这些行动逐渐形成思想和习惯,进而形成制度。制度产生之后,就对人类的活动发生约束力,本能所产生的目的就在已经形成的制度中得到实现。凡勃伦认为,对社会经济生活和制度起决定作用的本能分为三类:一、父母的天性;二、工作的本能;三、随便的好奇心。因而,他把对制度的分析,最终都归结为对心理的分析。

这种看法,除了当时心理学发展和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外,有很明显的历史主义印记。

再比方说,例如康芒斯在“制度经济学”里提出的制度分析三要素,其第二要素就是“时间性”,虽然,他提出的,是面向未来的时间视角,但那也恰是历史主义对历史的理解---任何历史都是理解的历史,从而都是当代人的历史。

在新制度经济学中,我认为格雷夫的比较历史经济学分析,演化(转 载于:wWw.zhAoQT.neT 蒲公 桃花色综合影院摘:历史学派)博弈这一类名堂开启了向历史学派靠拢的一步。我们可以从其中若隐若现看到历史主义大厦倒塌之后的若干遗迹。

历史学派篇三:中国古代史上的五大思想流派

中国古代史上的五大思想流派

儒家

儒家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儒家思想对封建社会的影响很大,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

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为“异”,即使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儒家的“礼”也是一种法的形式。它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如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

儒家的“德治”主义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这是最彻底、根本和积极的办法,断非法律制裁所能办到。

儒家的“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从这一角度看,“德治”主义和“人治”主义有很大的联系。“德治”强调教化的程序,而“人治”则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种贤人政治。由于儒家相信“人格”有绝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础上便发展为“为政在人”、“有治人,无治法”等极端的“人治”主义。

法家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法家在法理学方面做出了贡献,对于法律的起源、本质、作用以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自然环境以及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的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但是法家也有其不足的地方。如极力夸大法律的作用,强调用重刑来治理国家,“以刑去刑”,而且是对轻罪实行重罚,迷信法律的作用。他们认为人的本性都是追求利益的,没有什么道德的标准可言,所以,就要用利益、荣誉来诱导人民去做。比如战争,如果立下战功就给予很高的赏赐,包括官职,这样来激励士兵与将领奋勇作战。这也许是秦国军队战斗力强大的原因之一,灭六国统一中国,法家的作用应该肯定,尽管它有一些不足。

法家的思想简略介绍如下:

反对礼制: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他们认为,当时的新兴地主阶级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这是很公平的,正确的主张。而维护贵族特权的礼制则是落后的,不公平的。

法律的作用: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其中法家之一慎到就做了很浅显的比喻:“一兔走,百人追之。积兔于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意思是说,一个兔子跑,很多的人去追,但对于集市上的那么多的兔子,却看也不看。这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权已经确定,不能再争夺了,否则就是违背法律,要受到制裁。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兴功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

“好利恶害”的人性论: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像管子就说过,商人日夜兼程,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是因为利益在前边吸引他。打渔的人不怕危险,逆流而航行,百里之远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渔的利益。有了这种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

“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商鞅明确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则更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主张,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他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时,韩非提出了将三者紧密结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

法家思想和我们现在所提倡的民主形式的法治有根本的区别,最大的就是法家极力主张君主集权,而且是绝对的。这点应该注意。法家其他的思想我们可以有选择地加以借鉴、利用。

兵家

中国古代兵家管理思想是中华民族灿烂的古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历代军事家对战争决策、指挥、统筹及其规律方面的理性认识的总和。

中国古代兵家管理思想包括若干科学的管理观点,它既把政治、经济、军事、天文、地理、国际关系等各种客观因素作为决定胜负的条件,并把它们看成是相互关联的管理决策的统一整体同时又把战争主观指导,即主体的决策、指挥、组织、运筹等军事理素质(所谓的“将能”、“将才”)作为一项基本因素,并由此而引出争取战争胜利的一系列战法。

关于计谋(战略)的论述,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兵家管理思想中内容最丰富方面,它所揭示的许多带有规律性的原则,是至今仍必须遵守的。许多名言已成为脍炙人口的管理格言,

诸如:“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居安思危”,“有备无患”,“先计后战”,“远交近攻”,“攻其无备、出其不意”,“避实击虚”,“以众击寡”,“兵贵胜、不贵久”,“兵贵神速”;“兵贵其和,和则一心”,“三军一人,胜”,“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密察敌之机,而速乘其利,复疾击其不意”等等。这些著名的兵家管理格言运用的一些基本原则,与现代科学理的理论,不仅基本精神一致在语言上也有明显的渊源关系。

道家

在中国,儒道经常是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的。儒家主张“一张一弛文武之道”,“大丈夫能屈能伸”,条件允许便积极奋斗,遇到阻力,便拐个弯走,退居山林。所以,道家的“避世”、“无为”,恰恰反映了中国文化的柔韧一面,可以说对儒家思想是个补充。

道家以道为世界的本原和普遍法则,认为天道无为,道法自然,据此提出无为而治、贵柔守雌、以柔克刚等政治、军事策略。

古代道家的政治思想比儒家还要庞杂。老子的思想主要是“无为而治”和“小国寡民”;庄子逃避政治,并且是无君论的宗师;杨朱是“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黄老道家在继承老子“无为而治”的同时,又杂糅了其他学派的思想,如法家的权术;魏晋时期的阮籍和嵇康实践了政治上的个人不服从主义,此后,道家对政治的看法转化为道教的政治思想,我对此不熟悉,故略之。

西方政治学中有这样的观点:“政府充当的是守夜人的角色”,“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老子的无为而治与此有许多相似之处,同时,老子的“我无为而民自化”也与哈耶克的“自发秩序”有许多相似之处,但老子的无为是对专制政府的告诫,而西方的那些思想都是从自由民主的理念而来。老子的“小国寡民”说的是古代社会自然村落的状态,不过却和现代社会的自治理想有许多相似之处。

庄子逃避政治的思想使人们认为整个道家都是主张逃避主义的。事实上,庄子对社会政治的批判精神是无与伦比的,他可以说是古代无君论的宗师。这种思想中经阮籍、鲍敬言、《无能子》、邓牧等,成了黄宗羲批判君主专制制度的宝贵资源。

杨朱被人们看成了一毛不拨自私自利的典型,但他们的自私是建立在不损害别人利益之上的自私,这对中国的集体本位思想是大胆的反叛。颇有点现代“经济人”的形象,如果他们的政治理想变为现实,那就是先秦版的“帕累托最优”。

人们对道家还有一个误解,那就是权谋的代表,其实权谋虽然和道家思想有关,一开始却是法家的专利。后来黄老道家将道家思想和法家思想糅合在一起,就形成了所谓的人主南面之术。不过黄老道家将无为而治的思想发扬光大,主张清静自定,汉唐盛世以及宋代的繁荣都与黄老道家有密切的关系。

魏晋时期,阮籍和嵇康实践了政治上的个人不服从主义,这与印度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美国马丁路德非暴力群众直接行动运动有显著的区别;至于魏晋玄学不过是统治者横征暴敛得过且过的遮羞布,留下了空谈误国的说法。

墨家

儒家讲以德治国,崇尚模范作用;墨家走极权主义治国道路,崇尚服从上级(尚同)。(“上之所是皆是,上之所非皆非”,这话大家恐怕很熟悉,就是来自墨子。

墨子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战国初期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也是一位有卓越贡献的自然科学家。在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诸子创说,学术空气十分活跃,涌现出了许多思想家和科学流派。墨家就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派。

墨子名翟,生卒年不详。近代学者一般认为,墨子生于公元前476年左右,卒于公元前390年左右,也有人考证说墨子大约出生在周敬王四十年(公元前480年)左右,卒于周威烈王六年(公元前420年)左右。

墨子出生何地,也有争议。《史记·孟荀列传》说他是宋国的大夫。《吕氏春秋·当染》则认为他是鲁国人。也有文章相传他原为宋国人,但后来长期居住在鲁国。墨子可能属于当时的“士”阶层,但他本人曾经当过制造器具的工匠,具有丰富的生产工艺技能。据说,他制作守城器械的本领比历史上最著名的巧匠鲁班还要高明,曾经在楚惠王面前与鲁班互比攻守城池的日本成人电影,结果斗败了鲁班。

相传墨子初学于儒术,但由于不满儒术所提倡的繁琐的“礼”,学习大禹刻苦简朴的精神,因而自立新说,创建了墨家学派。墨子的学说对当时的思想界影响很大,与儒家并称“显学”,墨家学派是儒家学派的主要反对派。

墨子的门徒很多,大多来自社会的下层。他们组成了一个组织严密的政治性团体,纪律要求非常严格。这些人能够吃苦耐劳,勤于进行实验,作战十分勇敢,平时从事生产劳动。墨子及其门人为人们做好事,即使是牺牲了个人性命也在所不惜。因此《淮南子》中说:“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而且他们功成不受赏,施恩不图报,过着极其简朴和艰苦的生活。

墨子的一生都是在为扶危济困的正义事业而奔忙,班固《答宾戏》中说:“孔席不暖,墨突不黔”,就是说墨子像孔子一样为天下事而终日奔劳,连将席子坐暖和将炉灶的烟囱染黑的功夫都没有。他“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长期奔走于各诸侯国之间,宣传他的政治主张。

相传他曾阻止强大的楚国进攻弱小的宋国,实施“兼爱、非攻”的主张。后来鲁阳文君要攻打郑国,墨子知道后又前去说之以理,说服鲁阳文君停止攻郑。他“南游使卫”,宣讲“蓄士”以备守御。又多次访问楚国,献书楚惠王。但后来他拒绝了楚王赐给他的封地,离开了楚国。

墨子晚年来到齐国,企图劝止项子牛讨伐鲁国,但没有成功。越王邀请墨子作官,并许给他以五百里的封地。墨子以“听吾言,用我道(听我的劝告,按我讲的道理办事)”作为前往条件,而不计较封地与爵禄,目的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和思想主张。

墨家学派在政治上所代表的是广大小生产者、小私有者阶层的利益。墨子的学说,如“天志、明思”等仍脱离不了殷周的传统思想,但赋以了“非命、兼爱”的内容,以反对儒家的“天命”和“爱有差等”的思想。墨子认为,“执有命是天下之大害”,极力主张“兼相爱、交相利”,不应有亲疏贵贱之别。他更有“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献身精神。

他的“非攻”思想,体现了当时人民反对掠夺战争的意向。他提出“非乐”、“节用”、“节葬”的主张,反对当权贵族的“繁饰礼乐”和奢侈享乐的腐朽生活。他意识到了劳动人类生活的基础,提出强调重视生产和“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的主张。在政治上,他主张改善劳动者和小生产者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提倡“必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则得治”,并且提出“尚贤”和“尚同”的观点,认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

对于知识和逻辑等问题,墨子有较深的研究,制定了作为认识真理准则的“三表”,并且提出了“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的唯物主义认识论。

墨子的教育思想是“艰苦实践、服从纪律”,提出“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教育目的。

墨学在先秦时期曾为一时之“显学”,可是到了汉代就衰落不显了。但是,墨家精神并未失传,汉代以后的侠士是墨家“兼爱”精神的继承者。中国的民间社党“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平等互助的侠义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是墨家精神的真传。中国歌颂侠义精神的诗歌和侠士小说,其精神源头莫不与墨家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墨家思想在中国民间的社会底层流传着,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之大,并不亚于儒学和道学。(来源:葡萄酒旅游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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