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景林:记者经历的文革初期红卫兵造反活动

发布时间:2020-05-22 来源: 感悟爱情 点击:

  

  1964年夏季,我调到解放军报社,在福州军区记者组当记者。1966年8月,接到报社命令:驻福州军区的全部记者立即返回北京。我们到了北京才知道,其他驻各军区的记者也都回来了。解放军报社代总编胡痴向我们传达了任务。他说:“根据毛主席的提议,由军报创办一份内部刊物,定名为《快报》,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反映‘文化大革命’

  的动态,发行量虽然只有十几份,但必须认真地做好这一工作,这是一项特殊任务!”《快报》由胡痴挂帅,记者处副处长宋琼主持日常工作。我和其他记者以中央文革联络员的身份,到各处收集情况并上报。《快报》多次受到毛主席的表扬,越办越红火,直到把《快报》编辑部的办公地点搬到钓鱼台,与中央文革办事组一起办公。

  

  我的任务是了解首都58所大专院校“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受领任务后,我就经常到北大、清华、北医、北外、石油、钢铁、林院、地院、人大、科技等高校去,看大字报同时了解各派群众组织的活动情况。

  

  当时,北大的聂元梓和北师大的谭厚兰、清华的蒯大富、北航的韩爱晶、地质学院的王大宾等大学生“造反派”的头头已浮出水面。他们知道我的身份后,就经常向我汇报情况,传送材料。以后,各校和首都红卫兵组织又联合成立了四个红卫兵“司令部”。我又负责这四个“司令部”的联络工作。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这四个“司令部”被安排在天安门后面、过去大臣们上朝前在此等候的朝房里。上级也给我在这里安排了一个房间,安了一部电话,还配了一辆挂有“辰3”牌子的轿车。因为中央领导人乘坐的车都是“辰3”的牌子,所以,有了这辆车我出入人民大会堂、中南海和钓鱼台国宾馆,也就十分方便了。

  

  首都红卫兵四个“司令部”成立后,周总理指示:军委驻京单位和北京市委要支持红卫兵“司令部”的工作,并决定在三座门开会研究,同时叫我参加。三座门临近北海公园,是中央军委办公厅所在地。我乘车前往,一进大办公室,就见军委代总参谋长杨成武上将,北京市委书记雍文涛等人已在座,二十多米长的会议桌旁还坐着有关各方的领导。坐在桌东头的杨代总长,指定我坐在桌西头。会议开始前,杨代总长又走了过来,想跟我说话。我赶忙站了起来——这么赫赫有名的将军,而我只是个普通的记者,要不是有特殊使命,哪会如此。他对我说:“会议开始吧,有什么指示?”我谦和地说:“我是来听会的。”会议开始后,军地各方都提出了一些支持红卫兵活动的措施。最后杨代总长表态:大力支持红卫兵的活动,要钱出钱,要物给物,请领导放心,一定办好此事。最后,杨代总长又过来征求意见。我说:回去向总理汇报!

  

  一天深夜,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在王府井大街内的帅府园中学,有十几名老师被关了起来,天亮前要被处死,叫我马上前去解救。我立即乘车赶到了学校。一下车,就看见两个红卫兵站在校门口,他们手持用圆钢打成的长把弯刀,不住地往水泥地上戳打,发出“铛铛”的响声,在这动乱的深夜,显得特别刺耳。但他们一见这特有车牌的车停在门前,立即停止了戳打,并陪我进了学校。一个戴着红袖章的女红卫兵头头问我:“有什么事吗?”我问:“你们把老师都关押起来了?”她说:“他们都是走资派、牛鬼蛇神!”她带我到一个教室内一看:十几名不同年龄的男女老师,已被折磨得狼狈不堪了。我当即对这个红卫兵头头说:“我奉周总理的指示,要求你们立即将这些老师放走。”这个头头看了看我,就对老师们说:“你们都回家吧!”老师们一阵惊喜,急忙逃出学校。我再次对这头头说:要从灵魂上闹革命,再不许伤害人!她点头答应后,我才离去。

  

  又一天下午,传来周总理的指示,叫我随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吴德和北京市委书记雍文涛,去处理东安市场红卫兵杀人事件。当时,红卫兵杀人的事时有发生。就在东安市场附近的一个小学,有个女孩要加入红小兵。红小兵组织的头头说她革命不坚决,她听后,找了一把尖刀,来到被关的老师屋内,上前就将一个老师捅死,回来说:我这么坚决,可以当红小兵了吧!

  

  吴德和雍文涛虽是中央刚任命不久的北京新领导,但因当时社会已处于极端的无政府状态,领导说话都不大管用,所以总理才叫我参加处理。

  

  红卫兵抓来的各校老师和各街道上的所谓“牛鬼蛇神”,就关在东安市场二层楼上。这里比监狱还差,不给吃喝还随意打骂,不服的就处死。这一天又抓来几十名,很难说晚上会不会有人被红卫兵打死。我们一行三人来到东安市场登上二楼,一看木板屋内已关了几十人,并正在打骂审讯。我们找到这里管事的红卫兵头头——那只不过是个戴红袖章的小男孩

  。吴、雍向他做了劝说。我传达了总理的指示:“不准随便抓人、打死人!”并命令他立刻把抓来的人放走。他看了看我们,不得不将人放走。我回来后迅速将此事写成材料,通过《快报》上报。

  

  没过几天,我又接到一个紧急任务:寻找彭真。他突然被一个红卫兵组织从家中抓走。周总理知道后很惊奇——怎么中央刚开完会,人就被抓走了?指示立即查清是哪个红卫兵组织抓走的,头头又是谁?

  

  偌大的一个北京,又在这动乱时期,各级组织大多瘫痪,要想查清此事谈何容易。我忙了两天两夜,也没有找到线索。后来我想,这个红卫兵组织和头头一定是有来头的,不然,一个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又是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家中起码有一个班的警卫,怎能把人轻易抓走呢?我先从中关村八大学院的红卫兵组织调查起,然后又找四个红卫兵“司令部”的头头交谈,均无所得。于是,又转向其他城区。我的调查又持续了一天一夜。最后,在一个高干家庭出身的红卫兵嘴里得知:中央戏剧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抓了北京市的一个大官。我急忙赶到该校核实,才找到了彭真的确切下落。我向周总理报告了这一情况,周总理马上指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要立刻将抓走的彭真,还有刘仁、万里抢回来,转移到安全地方保护起来。

  

  为了推动“文化大革命”的开展,毛主席在北京八次接见了各地红卫兵代表。我参加了其中的七次。前几次接见,都是红卫兵步行通过天安门,当红卫兵走到天安门前时,为了多看看毛主席,很多人便站在天安门前不走了,时间大大拖长,急得周总理站在城楼上大声呼喊:“同学们,红卫兵小将们,后面还有几十万!”他从西边喊到东边,送走一拨又一拨,嗓子都喊哑了。有一次接见,人多又慢,从上午10点一直持续到下午还有十多万人未通过天安门。考虑到毛主席的健康,接见只好结束。但那些没能见到毛主席的红卫兵都聚集在天安门前不走,直到夜深仍未离去。这时天安门城楼又亮起灯光,周总理出现在城楼上,他告诉大家,下次接见将他们排在前面。这些红卫兵才高兴地散去。以后,为了加快接见的速度,周总理又安排由解放军站在队伍两边带着红卫兵通过,但效果仍不明显。后来又改为由部队派出军用卡车,让红卫兵乘车通过天安门。

  

  几次接见后,驻在天安门后的四个“司令部”的红卫兵,因为没有机会见到毛主席,就找我提意见,希望也能参加接见。我迅速向周总理汇报。很快传来了周总理指示,叫我在下次接见时,将这些人安排在天安门后的通道两旁,接受特别的接见。但规定不能高呼毛主席万岁,以免影响天安门城楼前接见的队伍。我传达了这一指示。那次接见时,我提前将这些红卫兵安排在天安门后的车道两旁等候。上午10点前的几分钟,只见一列车队从中南海的侧门开出。周总理的车在前面开道,他一下车就挥手,让大家安静。一会儿,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都下了车。毛主席边走边挥手致意,坐在车道两旁的红卫兵都站起来向毛主席挥手。人们都十分激动,但又不能高呼,一直目送毛主席、周总理等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这时“东方红”乐曲声和欢呼声才响起来。

  

  1966年的国庆节就要到了,按照惯例,国庆节要在天安门举行庆祝大会和群众游行。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周总理指示:还按往年的规格,即除中央领导外,其他住京的中央委员及有关单位领导,一律上天安门,已被关押批斗的领导干部,借用三天上天安门,三天后再回去批斗。我将这一指示,向首都红卫兵四个“司令部”的头头作了传达。这是毛主席的指示,谁敢不听。那些被群众组织关押的领导干部,已被折腾得面目全非,头发胡子都长得很长。放回后,赶忙理发洗澡换衣服等待参加国庆活动。此事引起了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头头蒯大富的不满,扬言要带领清华“井冈山兵团”的红卫兵战士,冲击天安门,反对“走资派”和“牛鬼蛇神”复辟。我将这一情况迅速向上汇报。周总理立即作了明确指示。当天夜晚,我来到清华园,在一座教授居住的小楼上,找到了蒯大富——“蒯司令”。蒯大富是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三年级的学生,“文革”中因造反积极,得到了江青的厚爱和支持,一时名震大江南北。他出入都坐高级轿车,常有女学生做秘书陪伴,其号召力也很大。他见到我忙问:“刘记者,这么晚来,一定有急事!”我问道:“你想带人冲击天安门吗?”他点点头说:“已准备好了!”我说:“我郑重向你传达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不能冲击,如不听指挥,就派八三四一部队一个连的兵力,在中关村等候,全部捉拿归案!”他听了直翻白眼。我又补充了一句:“要听话,不要蛮干!”他才忙不迭地说:“那我们就不去了!”

  

  在从事中央文革的联络工作中,在如海如潮的红卫兵群体中,我还结识了一些高干子弟,常常会有人给我介绍,这是哪家司令、哪家部长的公子、千金。他们抱着不同态度和目的卷到这场运动中来,其中就有人组建了“西城纠察队”。这些人都身穿军装,骑着军用摩托,成群结队地在首都各条街道上呼啸而过。

  

  一天上午,我突然接到通知,叫我参加一个重要的批斗会。我赶到军队某机关大院。大院门口增加了多名警卫,进入的人都严格检查。哨兵一看我乘坐车的车牌,马上打敬礼放行。这次批斗会是由“驻京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的,会场就设在大院的操场。此时操场上已坐满了人,四周都站着岗。再看主席台下赫然押着四个人,除一个坐在箩筐内,其他

  都被戴着红袖章的军人扭成“喷气式”。我仔细一看,大吃一惊——没想到彭德怀元帅也被押在这里批斗。后来才知道,是北航红卫兵头头韩爱晶在江青授意下,带人到四川把彭老总抓来的。另外三个人是陆定一、杨尚昆和罗瑞卿,罗是被用箩筐抬上来的。这些都是创下赫赫战功的高级将领,而今却成了阶下囚,居然还在大庭广众之下挨斗!真让人心酸不已。

  

  “文化大革命”中最大蒙冤者当属国家主席刘少奇。当时,一些红卫兵组织都千方百计地想把刘少奇同志拉出中南海批斗,但由于有周总理的保护,他们才没能得逞。有一天,我从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一个小头头的口中得知,蒯大富策划了一个阴谋:由一名红卫兵冒充公安,把电话打到刘少奇家,说他的女儿刘平平腿被车轧断了,已送到人民医院急诊室,要做手术,等家长签字。我及时将这一情况汇报上去。总理知道后,不让他们离开中南海。但他们听说女儿受伤,还是去医院了,结果王光美被“造反派”押往清华园批斗。

  

  1967年初夏,北京红卫兵一百多个组织,数十万人,围困中南海。他们高举各自的旗帜,架起高音喇叭,召开“揪斗刘少奇”誓师大会。有一天,一百多人冲进了中南海西门。周总理立即赶到,他十分严厉地对“造反派”们说:“中南海是党中央、毛主席所在地,是不能冲的,一定要冲,就踏着我的身体冲过去!”那些冲进中南海的群众,看着威严的总理,静了下来,接着就退了出去。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费尽了力,操碎了心,又左右为难的是敬爱的周总理。他要保护老干部,还不得不支持红卫兵运动;
同时,还要夜以继日地管理着这个问题成堆的国家。我参加过两次周总理在中南海接见红卫兵代表的会议,令我终生难忘。

  

  一次是有各派红卫兵代表参加的会议,地点在周总理居住的西花厅大会议室。我来到大厅后就坐在前排,许多红卫兵头头和我打招呼。不一会儿,周总理从侧门走到前台,大家热烈鼓掌。周总理说:“同学们好,红卫兵小将们好!”然后叫大家先提问题。在座的七嘴八舌提了不少。总理归纳为四个问题,大家没意见后,他才正式开始讲话。周总理首先提醒大家,在革命运动中不要过“左”。他说:“我们在‘五四’运动中,就犯过‘左’的错误,当时提出打倒‘孔家店’,取消‘百家姓’。取消了‘百家姓’,那怎么称呼呢?就是叫‘无名氏’,还得分一、二、三、四、五,人口那么多,排起来不更麻烦吗?”他又说:“我们革命,破的是‘四旧’,反的是资产阶级当权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不能一切都反。任何事物都要一分为二,不能说所有的党政干部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能把领导干部都打成黑帮。你们翻开‘十六条’看看,说一切都是坏的是不对的,说多数是坏的也不合实际,多数是好的,要注意政策!”

  

  周总理在讲话时,不时有秘书请他接电话,周总理就从座位上走到后面的电话室,边走边讲。接完电话,刚一出门又接着讲——周总理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利用。总理要求大家要注意革命的质量和效果,不要光喊口号搞形式,他指着桌上的暖水瓶说:这个水壶,都改叫“东方红牌”,但不保温,有什么用呢?他希望大家联合起来闹革命,不要分“保守派”、

  “造反派”。这时有的红卫兵站起来说:“总理,你不要和稀泥!”周总理郑重地说:“我就是和稀泥,我是八级泥瓦匠,专门和稀泥,但我和的是革命稀泥!”说得不少红卫兵都笑了起来。

  

  周总理就这样一边用电话处理公务,一边给红卫兵讲道理,整个会见进行了4个多小时,直到深夜,有的红卫兵还提出问题要求总理再讲讲。周总理用沙哑的嗓子说:“如果一天能有25个小时,我就再讲下去!”秘书解释说:“总理在人大会堂还有一个重要的会议要参加。”总理讲完后,接着乘车赶往人民大会堂。

  

  另一次接见红卫兵代表是在中南海小礼堂。周总理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处理国际关系上内外有别。“文革”期间中日友好往来照旧。所以总理就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中日友好协会秘书长廖承志,去安排中日友好活动。而红卫兵冲击了这次活动。总理不得不召集红卫兵代表做劝说工作。江青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当红卫兵代表谈到反对这次活动,周和廖劝阻时,坐在主席台上的江青却声嘶力竭地举手高呼:“打倒周荣鑫!打倒廖承志!”坐在主席台下的我,浑身一震,心想:周荣鑫是总理的秘书长,“打狗还要看主人”,怎能当面就敢把总理的秘书长打倒!江青这么一喊,接着就有几个红卫兵冲上主席台,把周和廖给揪走了。此时的总理,气得脸上一阵红一阵白,说不出话来。会议就这样不欢而散了。

  

  1967年8月,解放军报社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标题是《反复辟,反保守,誓将革命进行到底——剥开假革命、反革命赵易亚的画皮》。这张大字报彻底改变了军报面貌。在江青的操纵下,第二天,北京大街上就出现了声讨刘志坚的大字报。刘志坚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不久全军“文革”办公室也被查封,经毛主席批准,新的全军“文革”小组由徐向前任组长,江青任顾问。因为造反派实际上掌握了军报的大权,因而结束了我的“特殊任务”,我和一大批同志遭到诬陷和迫害,并被调出报社。

  

  “文革”结束后,解放军报社为我们平了反,报社党委的决定中这样写道:他们是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破坏干扰下,被错误调出报社的。一切强加给他们的诬蔑不实之词均予推倒,彻底为他们恢复名誉。

  

  执行“特殊任务”的那段不平凡经历,使我受益终身,特别是在周总理领导下工作的那段历练,让我变得豁达、坚强。(炎黄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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