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罗:文革时期的潜在写作

发布时间:2020-05-22 来源: 感恩亲情 点击:

  

  昨天老孟讲的比较宏观,今天我就一个比较小的问题跟朋友们交流。90年代初期出版过一本书,就是杨健的《文革时期的地下文学》。从那个时候开始,文革时期的那种不被关注的创作、就受到文学读者的更多关注。后来研究文革时期创作的更加多一点,比如复旦的陈思和就在《当代作家评论》上开过专栏,他把这种写作命名为潜在写作,还没有显现出来的,不被大家了解的。再后来,我看到一本当时主要的地下写作者之一,就是贵州省的一位诗人,叫哑默,就是哑巴沉默不说话。他把自己的文学创作叫作潜流文学创作,这是一个说法。再后来,就是最近两年苏州大学的王遥对这一类的写作包括文革时期没有个性的政治的写作,称做无作者文本。我今天讲的几个相关的概念:一个是地下写作,一个是潜在写作,一个潜流文学创作,一个是无作者文本。在这几个叫法之中,当然都各有缺点,但是我觉得潜在写作的说法中性一点。因为地下写作老让人想到地下工作者之类,而且它给人的一个印象是,跟主流是完全对立的,是处于地下的,是完全对抗的状态。实际上那种潜在的写作,并不一定完全是对立的。所以呢,潜在写作就显示了比较中性的这种特征。因为有时候它不是对立的,所以我就用潜在写作这个说法来指称当时的那种现象。我要讲的主要就是文革时期的潜在写作。这里我引述了比较多的材料,可能念材料的时候比较长,因为这些东西在目前的文学界很多还没有被承认,还没有得到认可,流传的情况也不太好,读者知道他们的不是太多,知道的比较零碎。我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潜在写作与主流文学的关系,这个关系我觉得有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大家很容易想到的跟主流写作处于对立的状态,在文革时期许多写作跟主流写作可以说都是很对立的,这是一种非常主要的现象。因为在文革时期的那种主流写作,基本上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化的写作,大家都用一种意识形态普通话在说话,所有的人写作都大致一致。而潜流文学一般不会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来写作,特别是今天看来成就比较大的那些写作者,像贵州的黄翔、哑默这两个非常重要的诗人,还有当时下放到河北白洋淀那一带的一个知青群体,像芒克、多多、根子他们。他们的写作都是比较个人化的,按照自己对于生活的认识,对于世界的认识来写作,而不按照当时流行的意识形态话语来写作。而且他们对生活的认识,对世界的反映方式跟主流话语是对立的,确实是很对立的。这是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就是潜流写作跟主流写作有时候可能是基本接近,有时候甚至是完全同构的。去年,北京有一个书商出版了两本书,一本就是叫做《暗流》,他把文革时期流行的那种惊险小说、侦探小说编到一块出版了,那里面有一些小说比如《绿色的尸体》、《地下堡垒的覆灭》、《三下江南》,还有一些写外国的那种惊险小说。这三部小说其实完全符合毛泽东和江青他们的文艺思想,也符合当时文革整体的政治气候。这些小说写我们的公安战士如何大胆、英勇、机智、勇敢的去破案,而且破的案都是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或者是苏修他们搞的那种、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无产阶级革命的那种案件。他们的这套话语与主流话语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在当时,他们这些文本出来的时候,也不能署作者的名字,也没有那个作者敢署名,都是没有署名,在民间传抄。这样的现象,我理解。在中国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其实我们说话,说什么固然重要,但是呢,怎么说可能更重要。还有一个就是有谁来说就更加重要。尽管他们说的话跟主流话语是一致的,但是这些人是没有这些话语权利的。在文革时期,现在我们给他总结,说他是一个作家八个戏。一个作家就是浩然这么一个作家,八个戏就是八个样板戏,只有他们具有写作的权利,别的比如那些知青,那些一般的文化人是没有写作权利的。尽管他们说的话跟主流一致,但是主流不允许你说话,你就不能说话。所以那些作品都以潜流文学的方式在民间流传,大家抄来抄去。这是第二种情况,跟主流写作完全同构。我最近才看了这么几个作品,我看了觉得很心酸,当时民间用来消费的这些资源竟然跟他们不屑于接受的那种官方资源是完全一样的。

    

  第三种情况就是潜在写作,有时候,它也不是对立也不是同构,它表现为某种超越,对主流话语的一种超越。这里有几个这样的例子,比如《晚霞消失的时候》这篇小说,它由当时文革的苦难想到人生的这种普遍性的苦难。普遍性的苦难就是把自己感受事物的方式和认识方式提升到宗教层面,它实际上跟主流话语不是对抗的关系,而是一种超越的关系。再比如在文革后期流行的后来公开整理成小说公开出版的《公开的情书》,其实也可以作这种理解。他们一批知识青年感觉到中国目前的状况不好,但是自己应该考虑民族的前途,认为科学对我们民族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他们主张用科学这种资源来解决我们民族的问题。这个它就不是在政治层面上跟当时官方话语对立,而是表现出超越。后来,还有一些写作者,他不一定是纯文学化的,他们也表现出某种超越。比如那个顾准,如果把顾准看作是当时的潜在写作的话,他也是在寻找资源上超出了当时的意识形态话语。因为当时的主流话语只讲马克思主义这一种资源,顾准回到古希腊去研究古希腊的这种城邦民主制度,从他们的文化和制度中来寻找另一种文化资源解决中国的问题,实际上也是超越当时的。再比如是张中晓,还有一个被枪毙的政治犯林昭,他们当时思考和写作也都是超越当时的官方话语的。这是从潜在写作跟主流写作的关系来说。实际上,不像我们突然想到时所理解的那么简单,就是完全对立的,实际上是要丰富一点,比对立丰富一点。这种丰富,我觉得正是潜在写作的生机所在,因为纯粹是对立,就会显现某种狭窄,因为官方是比较狭窄的。以完全的对立也只能用那种狭窄的方式跟它对立,这样那种新的文化,新的思想生长的可能性就受到很多的限制。而那种超越的东西,构成超越关系的写作,可能是未来新的文化、新的思想和精神生长的更好的起点。在这个意义上,潜在写作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希望,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讲署名写作、无署名写作与文化普通话。潜在写作跟作者的关系分两种情况,一个是写作者署名的,一个是不署名的。比如,刚才我说的好些跟意识形态完全同构的故事,它们很奇怪,都是不署名的。而那些跟意识形态对立的写作,跟官方话语对立的写作也有些令人奇怪,几乎都是署名的,像当时那些重要的思考者、写作者,他们写作都是署了自己名字的。他们的写作完全是自我生命的一种必然延伸,因为他实在憋得受不了,他必须用写作的方式表明自己的存在,表明自己跟世界的一种新的关系,而不是按主流话语所解释的那种关系。他们只有通过署名展示自己的存在,他的写作才有意义,否则他简直不需要写作,写作没意义。所以署名对他来说是必须的。当时很多人都是敢于给自己的写作署上名的,当然有的写作在民间也有所流传,但是有的写作在当时流传是很困难的。一直到文革以后,他们才慢慢的露出那么冰山一角,到现在也还只是露出冰山一角,我们对他们的了解还是很不全面。那个无署名写作可能是为了降低风险,他意识到自己的写作可能会犯忌,是大家不高兴的。再一个,这种无署名写作我还用来指称另一种写作,就是在官方话语的背景之下,你的写作如果跟官方话语是完全一致的,实际上署不署名是无所谓的,署上名也是一个比较空洞的符号,不含有实际内容,实际内容都是主流话语,都是官方意识形态。当时流行的写作组,什么梁效、罗思鼎、石一歌,他们那些文章署不署名都是无关紧要的,他们虽然署了名,我觉得完全可以把他们看作无署名写作。比如毛泽东跟他自己领导的那些报纸,从延安时期开始就写过很多社论和编者按,都是不署他自己名字的。这种东西其实可以理解为无署名写作。

    

  就文学写作来说,我本人这样理解,我觉得文学写作者很多,尽管文学写作是非常个性化的写作,但是出色者总是极少数。真正带着作者个人的那种精神信息的和肉体气息的总是极少数,大多数文学写作者在我看来都是无署名写作。别看每年每天发表这么多东西,其实有个性的很少。那些没个性的,署着作者的名字,其实也是一个比较空洞的符号,我觉得跟作者主体上的东西跟主观上的东西关系不是太大,这样也可以理解为无署名写作。所以我觉得无个性写作在任何时代都是主要写作。九十年代以来出现了大量的所谓文化随笔,生活随笔。这些随笔只有极少数显得有某种特色被人家记住,大多数随笔,大家看看完全是一种即时消遣,就是我今天看完了今天就忘掉了,不留下什么记忆。即时性的消费写作其实也可以理解成无署名写作,这种无署名写作,我给他一个说法,就是大多数写作者实际都不是用自己的语言写作,而是用文化普通话写作,用公共常识、公共意识思维写作。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话语,也有比意识形态话语稍微大一点的那种文化话语,那种公用的文化话语。大家都在说的文化话语,我把他叫做文化普通话。绝大多数写作者都是在当时那个时代的文化普通话中写作,在那个知识背景下写作,他对生活的理解和认识跟流行的那些文化观念完全一致,没有个人东西来突破流行的文化语话。他们写作都局限在这种流行话语之中,所以就不带有个人的气息,不带有个人的信息,它实际上就成为一种无署名写作。这种无署名写作别说在传世上得不到认可,下一个时代人不会读它,即使在当时也很难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大家一看就拉倒。当然这样说显得比较残酷,用这种无署名写作来指称每个时代的大多数写作,因为任何一种写作都要付出艰辛的劳动,都是他心血凝成的。但是这个历史很残酷,它对这些公共的东西太多,个人的东西太少,它不给你留下记忆,不给你留下位置。这也体现了写作是多么艰难的一件事。有时候,我想到自己的写作感到很绝望,因为写作你总是想通过自己的文本跟自己之外的人交流,希望跟当代人交流,还希望跟未来的人交流,这是写作者内在的需要。但是实际是历史就这么无情。有时候我读一本比如49年前的一本短篇小说选或49年以后的短篇小说选,那些被选的作者可能就是一篇3、4千字短篇小说选在这里,一个小说选本30万字,如果一篇小说是5千字的话,选那么60个人,选那么60个人的作品,一个写作者他在仅仅几十年之后,能够在这个选本中占一席之地都是非常重要的。成就非常突出的作家,才能够做到这一步。在几十年之后人家读你一个短篇,在当时,有过写作努力的人、有成就的人,那是多少?可是仅仅几十年,历史就不记得你了,历史只管这60多人的这60个短篇,其它的你写得再好,历史不管,不记忆。想到这些,我作为一个写作者,就觉得自己的写作一点意思都没有,我辛辛苦苦写一辈子,50年后我连选上5千字、4千字进入那个选本的机会都非常的渺茫,想到这个就感到非常没意思。退一步,就是降低要求来说也觉得没意思,比如写一本小说,二十万字你可能写了十年,可能写了五年,可能写了两年,就算两年吧,写了两年二十万字出来了,一个读者拿在手里,不喜欢它,看两行往那一扔,丢掉了,就算是很喜欢它、跟你很有缘份的人,他一天的时间、两天的时间就把你两年的心血全看完了,然后说,“这个小说也就一般吧。”这样一句话,就把你的小说丢掉了。作为一个写作者,你看看,这想起来也是很心酸,两年的心血,一个读者两天给你打发了。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写作者想到这些是非常的痛苦的,而且大多数人只能面对这种痛苦,一点办法都没有。大多数人在这个时代的限制之中,用这个时代的文化普通话来写作,没法提供新的世界观、新的看世界的角度,没法提供这一点,这是第二个问题。

  

  不光是文学写作是用文化普通话,就是别的写作也这样,学术著作或者文化批评,实际上也是这样的。我作为一个学习文学的人,也写过几篇批评文章,也老是想自己要好好的来搞文学创作,我就觉得现在在批评界,大多数批评家,他们每年写那么多文章出那么多书,事实上大多数都在用文化普通话,或者用文学普通话在进行自己的批评写作,提供不了更多的个性,提供不了他看世界的角度。这是介绍潜在写作这个概念相关的几个概念的几种现象。

    

  下面我就涉及文革时期的这种潜在写作的文本,讲第三个问题:在潜在写作中的非人体验。因为按照文革中的主流活语,不但文革时期是非常好,我们也是在走向天堂。我们跟美帝国主义不一样,跟苏修不一样,我们领导第三世界这些弱小民族,领导这些正义和光明的力量,走向世界的光明。我们领袖非常了不起,是世界革命的领导者,一片光明,文革时期是这样,文革以前也是这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49年以来我们就是一个光明的社会,我们就在走向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上、道德上,精神上比别人高,比美帝苏修高,在经济上物质上我们15年也就超过英国,赶上美国,非常好的这种状态。我们每个人都会感觉到,做为社会主义中国的一个人民、一个群众是非常自豪的。直到现在电视里每天都有这样的歌在唱,我们做一个中国人是多么自豪,我们幸福迈进新时代。主流话语是这样,当时能够看到的写作自然也都是这样,基本上是这样。但是那些潜在写作者他们对生活的看法肯定跟这个不一样,他如果跟他一样,他就不存在我们所说的这种非常可贵的,必须给予肯定的潜在写作。他们的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的体验可能正好相反。我读到两首诗,读的很晚,都是90年代后期才读到的,这两首诗给我很大的震憾。一个是黄翔的,黄翔的诗叫做《野兽》。这首诗写于1968年。还有一首诗是食指的,食指被看作是北岛出来之前北京诗歌界的领袖,当然他没有跟北岛一起出名,一直到90年代才慢慢被中国的读者所了解,1978年,文革在政治上已经结束了,我觉得在文化上在社会的整体氛围上,事实上跟文革时期还基本上相似。所以这首写在1978年的诗,也完全可以理解成文革时期的潜在写作。我把黄翔这首《野兽》给念一遍。“我是一只被追捕的野兽/我是一只刚捕获的野兽/我是被野兽践踏的野兽/我是践踏野兽的野兽/一个时代扑倒我/斜乜着眼睛/把脚踏在我的鼻梁架上/撕着/咬着/啃着/只啃到仅仅剩下我的骨头/即使我仅仅剩下一根骨头/我也要哽住一个可憎时代的咽喉” 黄翔的内在体验就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自己完全是一只野兽,完全不是一个人,他跟毛泽东、江青他们的体验,跟张春桥、姚文元他们的体验以及后人的体验是完全相反的。这种非人的体验非常的强,而且就像刚才郑兢业介绍自己的那部长篇小说时说,我批判自己是第一性,批判社会是第二性的。黄翔在这里讲自己是野兽的时候,他并不是简单地诅咒别的野兽。比如说他诅咒当时的政权禽兽不如,当时的社会是个禽兽不如的社会,在折磨自己,迫害自己,不是简单的向外指,而是同时指到自己的内部,所以他说我是践踏野兽的野兽,整个世界都是野兽,你周边都是野兽,那么自己也肯定是野兽。他把自己和周边的人都看作是野兽这么一种形象,他对当时的时代,对当时的生活和世界作了全新的解读,这种解读就完全带上了他个人的那种血肉的气息,精神的气息。他跟别人看生活是不一样的,所以一个作家要写出跟别人不一样的文本,他觉得他对世界的体验必须跟别人不一样。如果他也体验到那种中国人民的骄傲和自豪,那算完了,他肯定写不出这样的诗。所以他在体验方式上、在根本感觉上跟别人是不一样的,必须跟别人不一样。10年之后,食指写的《疯狗》跟黄翔的诗可以说是一模一样。我读黄翔的诗更早一点,读食指晚一点。读黄翔时我那么震惊,读食指更加震惊。因为文革时期不是一个人有这样的体验,有这个体验的人还有一些,但是能把这个体验表述出来的人肯定很少。我以前认为只有黄翔一个,一读到《疯狗》,发现原来还有别人,既然我能读到第二个,说不定哪一天我还能读到第三个、第四个,有更多的人有这种写作。而且他们用来表述这种体验的方式如此一致,都是用这种发狂发疯的深刻意象。《野兽》、《疯狗》完全一样,而且这点与在另一个文化背景下用甲虫来表达自己对世界的认识的卡夫卡也极为一致。卡夫卡对人的体验是甲虫不是人,是一只甲虫。食指还有一个副标题叫做“致奢谈人权的人们”,1977年、78年社会稍微有点松动,许多人在谈论人权问题,食指是怎么言说这个问题呢?我也把这个诗念一遍,“受够无情的戏弄之后/我不再把自己当成人看/仿佛我成了一条疯狗/漫无目的游荡人间/我还不是一条疯狗/不必为饥寒去冒风险/为此/我希望成条疯狗/更深刻的体验生存的艰难/我还不如一条疯狗/狗急它能跳出墙院/而我只能默默的忍受/我比疯狗有更多的辛酸/假如我真的成条疯狗/我能挣脱这无形的锁链/那么我将毫不迟疑的放弃所谓神圣的人权”就食指表达这个体验,他为什么觉得人权是奢谈哪?因为我们没有谈人权的前提。谈人权你首先是人才能够谈论人权,可是我们的生存状态,实际上我们不是人,我们只不过是一条狗。而且我们是一条狗,还没有达到发疯的程度。疯狗它还能够不顾一切摆脱外在的拘束,让自己的感情的神经真正放纵起来,奔腾起来。而我们作为一个受社会各种因素制约的人,连这种放纵和奔腾起来的可能性都没有。所以我们还不如一条疯狗。在这种存在的状况之下,我们谈什么人权?食指这首诗跟10年前黄翔的那首诗是完全呼应的。当然,食指他本人的情况比较特殊,食指是在何其芳的直接影响下学习写诗的,他跟何其芳有很多的个人接触,受他影响很大。他在精神上我觉得也受何其芳影响很大,食指的整体的思维基本是跟主流意识形态一致,只有在这首诗之中,他来了一个可以说是超状态的发挥。这也是诗歌的长处,借助这种意象来掩盖他思想的弱点,如果要他认真来谈思想,他的谈话跟这首诗给我们的印象是不一样的。而诗它有这种特殊的功能,这种意象给了我们暗示,我们可以沿着意象的暗示往前走来理解它。我对食指看的不多,有一次我在一个场合说:我现在才知道文革时期写诗的人不是后来我们看到北岛、舒婷他们,而是食指和黄翔他们。我这么说的时候,黄翔马上给我纠正,他说:不对,食指跟我的情况不一样,他基本上处于主流话语之中,我是完全处于主流话语之外的。后来我更多地看食指的作品,觉得黄翔的说法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就这首诗而言,他跟黄翔的诗恰好是一个呼应,而且更加强化了我们这种印象,就是在文革时期许多觉醒者他们的自我体验,他们的内在体验,就是这种深处的体验,非人的体验。当然这里还涉及一首穆旦的诗。穆旦在1975年给一个朋友写信的时候随手写了一首打油诗叫做《苍蝇》,这也是一个非人的意象苍蝇,以一只苍蝇来类比自己的生活,就感觉到自己象一个苍蝇一样。因为这是一首打油诗,谈不上有多好,他就写那个苍蝇,我念其中几句:“谁知道一日三餐,你是怎样的寻觅?谁知道你在哪儿,躲避昨天的风雨?”他写苍蝇过生活也过的不容易。他说这个苍蝇“自居为平等的生命,你也来歌唱夏季;
是一种幻觉、一种思想把你吸引到这里。飞进门,又爬进窗,来承受猛烈的拍击。”我想穆旦在49年以后离开美国回到中国来,然后遭受那种待遇,一个被看作有历史问题的人,受到压制,没有创作的权力,这个苍蝇有点自喻的味道。所以当时著名的诗人穆旦身上也有这样的体验。当然他这个诗写的没那么好,而且苍蝇也不像前面的《野兽》和《疯狗》一样,作为一个巨大的意象覆盖全诗,也没有做到。他好像有点类比,简单一些。这是那些潜在写作者跟主流意识形态拉开了一个巨大的距离,甚至是体验自己的方式、体验时代的方式完全相反。角度不一样,结果完全相反。充分体验到在文革时期那种特殊的历史状态中人不能做人的这种痛苦,这种内在的耻辱感,就体现这些东西。到后来出的诗人之中,我们从他们作品也能读到很多类似这样的诗,有一批这样的觉醒者。或者说是先知先觉者,等一下我还会讲到当时白洋淀诗歌群体写下的诗,跟刚才念的这些诗很相近,对当时的感受方式很相近。这是第三个问题。他们对时代已经做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我读这些东西为什么很震憾呢?可能我们每个人不一样,在座的比我年纪大一点的朋友可能没有我这种震憾,这跟我们对当时的了解有关,我是1978年进入我们当地一所专科学校学习中文的。这个时候正好是文革时期那些被压下去的那批知识分子重新取得话语权利的时候,他们自己没有能力解放自己,被当时的政治主流把他们解放出来之后,重新拥有了话语权利,他们写文章介绍文革的时候,就把文革说成是除了一个作家和八个戏曲外,什么也没有。整个的是文化废墟、精神废墟。除了毛泽东在想问题,其他谁也不想问题,他们把文革描述成这样。我对文革的了解,除了我五、六岁的时候看着红卫兵坐着卡车从我门前经过,丢下一些语录卡,其它的没多少记忆。我对文革的理解,就是依靠这些重新掌握话语权的知识分子的回忆来理解文革。我跟他们理解的一样,接受他们的暗示,文革就是一片精神废墟,全国人民都不想问题,只跪倒在毛泽东的面前听他一个人的话。读到黄翔的诗以后,我才知道文革时期跟那些知识分子描述的不一样,还有人在想问题。不但有人在想问题,还有人在说话。当然后来也陆续了解到还有遇罗克这样的人在说跟主流话语不一样的话,还有顾准这样的人在研究问题,还有张中晓、林昭这样的人,在写那样的文字,还有象张志新这么一批人在讲跟官方不一致的话语。当时我不了解这些情况,所以我读到黄翔的这种声音就非常震惊。这等于打破了那些前辈知识分子在我心中建立的那种文革印象,打破我对文革的认识,我就感觉到文革应该是一个值得我们再深入地去了解的历史阶段。在那个阶段,既然有一个人写出这样一首诗,写这一首诗的这个人可能还写有一系列跟这个类似的诗,而还有跟这个人有相同处境,看问题差不多,他也应该还留有这么一种相近的作品,有一种暗流存在。当时我就隐隐约约地猜测到有这么一个暗流存在。但那时候我也没有去深入研究,至今我也谈不上有深入的研究,我也是逐步的积累,慢慢的了解到这些,现在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的。实际上当时完全存在一个跟主流话语对立的、至少是不一样的这样一种话语方式,在中国的民间,在地下潜伏在那里。他们一直没有放弃自己说话的权利,尽管得不到这个权利,他们在暗中也一直说。黄翔、哑默他们从60年代初期开始一直在写作,直到现在他们还是中国最重要的潜在写作者。他们至今得不到承认,黄翔是因为官方封锁,至今不能出版东西。哑默我不知道跟官方的封锁关系多大,反正他的著作也一直不能正式出版,也都是自己自费印刷一些东西,分送给朋友。黄翔是1941年出生的,今年已经61周岁。哑默是1942年出生的,今年已经60周岁。我读到哑默自己印的那本有七、八百页厚的一本书,他从自己编的八本文集中选了一部分浓缩成一本,寄了一份给我。我读了也感觉到写作者的悲哀,也感觉这很不公平。一个写作者写了这么一辈子就是得不到社会承认,对一个写作者是非常惨的一件事。现在60岁了,不是因为他写的不好,不是因为他个人才华有问题,也不是因为他对生活的认识不深刻,而仅仅因为别的问题得不到承认,这个对写作者应该说总会有一种很寒凉的东西。一个写作者就是这么不容易,想要得到认同和认可是这么不容易。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对文革时期的潜在诗歌应该有更多的了解和研究,值得我们研究的东西我觉得很多,这是谈的第三个问题。

    

  第四个问题是:潜在写作中的个性意识。因为根据前面几首诗很容易给我们一个印象,好像当代写作与政治势不两立,朝着当时的政治话语的反面走,表现出强烈的对立情绪和反叛意识,不见得有更加丰厚的东西。开始我也是这样想像他们的,觉得不可能很丰厚。实际上却不一样。所以我在这里就涉及另一问题,潜在写作中的个性意识。这些潜在写作者不是简单的反抗者,而是具有比较强烈的个性意识,这个个性意识首先就体现为自我意识的觉醒。人作为一个生命,作为一个生命个体,他首先要体验到作为生命个体的存在,首先要有这种自我意识。有了这种自我意识,才能够从这个自我,慢慢的逐层向外扩散,来认识跟自己相关的事件,所以我觉得当时这种自我意识的觉醒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当时的主流话语之中,个人是完全被消解的,只有国家,只有阶级、只有政治、没有个人,没有人性。所以在那个环境里出现这种自我意识的觉醒是很不容易的。这就像在五四时代讨论自我意识觉醒的问题是那么的重要,实质上它在文革时期又重新出现一次这样的自我意识觉醒。像黄翔有一首诗他这样写到自己,这样写到他跟世界的关系,他对世界的体验。那首诗写的是漓江,就是那个广西的漓江,他写他游漓江时的感受,他说:“闪闪烁烁的星光下/我发现我独坐运载我的地球上/它在我的来处和去处之间飘荡” 这个我觉得非常好,这个地球是因什么而存在呢?因为从我的角度出发,地球肯定是跟我相关他才存在的。因为跟我相关,它才走进我的意识,他怎么描述地球呢,地球是运载我的地球,因为运载我,我才跟地球发生关系。我独坐我运载在我的地球上,地球跟我精神上的联系是什么呢?这地球它在我的来处和去处之间飘荡。人是这么一个从无中来到无中去的生命。黄翔在这个时代已经有了这种意识,他完全不用政治和社会的眼光来看人,而是用直接面对虚无的眼光的来体验人的存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所以从我的来处到我的去处,人从无处来,到无处去,来自无限浩渺的时空,又去向无限浩渺的时空。而地球被他描述为是在我的来处和去处之间飘荡,觉得这个意象非常的好,体验也非常的深。从无边无际的宇宙到宽阔美丽的漓江,无数的生命靠岸了,无数的人下了船去,我独坐在地球上,孤寂,迷惘。因为文革时期的人一般是不会迷惘,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怎么会有迷惘,怎么会孤独呢?自己是一颗螺丝钉融入到革命事业和建设之中,怎么会孤寂呢?但是黄翔把自己完全从当时的文化语境之中剥离出来,独自面对无限的时空,独自面对自己的生命存在来体验自我生命,这是黄翔的诗句所体现的这种自我意识的崛起。还有哑默,他表现的方式不太一样,哑默是个很含蓄的人,他的表述,一直不像黄翔的那样明朗和针锋相对。哑默有一首诗叫《飘散的土地》,这是他的组诗,他的组诗在台湾和美国的华语界都有相当的影响,在台湾的报刊上发表过,在美国的华文报刊上也发表过。我念其中的几句:“我站在那里/孤独/仰望苍穹/意志与欲望在我的体内冲撞/岩石和土地痉挛/抽搐/扭动”他感觉到了生命的存在、人性的存在。感觉到了那种在革命大好形势之下个体生命的这种感受,那种骚动的感受,人体内部的不安宁,痉挛、抽搐、扭动。还有几句说:“我来自夜的尽头/伴着东方的忧郁/粘稠的浓雾裹着我/复杂的情感萌发/膨胀”也是对个体生命意识的一种觉醒。用一种非常独特的方式来表示这种觉醒的,是白洋淀派的知青诗人,就是那个根子。这个人写了一首诗叫做《三月与末日》,全世界几乎所有的诗人,都会用这种赞颂的语言来写春天,用诅咒的言语来写春天的人是极少的,那么在西方现代派中你能找到这样的诗人。在中国呢,就是1971年,这个根子就是用一种诅咒的方式来写春天,《三月与末日》,我念其中几句,“我看过足足十九个一模一样的春天/一样的血腥假笑/一样的/都在三月来临/这一次/是她第二十次把大地——我仅有的同胞/从我的脚下轻易的掳去/想要让我第二十次领略失败和嫉妒”他是十九岁生日写的这首诗,他感觉到自己在这个时代、在这个世界、整个世界欺骗他了。整个世界用这种单调的、无聊的、虚假的存在,诱惑他的青春和热血,他对这个世界投入生命热情,可是这个世界完全是一种假象,一种欺骗性的存在。表明了他这种觉醒,你看当时他才十九岁,他已经在文革时期对文革产生了质疑,对当时我们整个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产生了这种觉醒。所以后来有一些人说“这个文革时期,我们这些陈年知识分子都在那里怀着恐惧度日如年,或者是完全趴下了,苟延残喘,只有一些半大孩子在思考我们的人生,思考我们的社会。”用了半大孩子这个概念,北大有一个教授叫钱理群,他就非常欣赏“半大孩子”这个概念,我从他那里听说的,不知道是他自己叫出来的还是在小范围里已经比较流行的一个说法。他想起来觉得很凄惨,就是我们这些受过系统训练的教育者都干啥去了,留下半大孩子在承担这些责任。十九岁的根子当时就是一个半大孩子,他用这种方式来描述“我”跟春天的关系,由对这种关系的觉察,来表现他对当时整个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反醒。要说表现个性意识,要说自我崛起哪,有一首诗,因为它特别早而显得格外难得。早到什么时候呢?早到1962年。他的作者又是黄翔,这首诗叫做《独唱》,49年以后我们一直是个大合唱的社会,直到现在也是大合唱。甚至连合唱都不是,合唱还有多声部呢,只能大家齐唱。可是1962年黄翔写了一首独唱,他怎么独唱呢?很短,可能只有二十来个字吧,“我是谁/我是瀑布的孤魂”他用了孤魂,“一首永久离群索居的诗”,离群索居的,抛弃一个大家认同的肮脏的存在,独自离群索居。“我的飘泊的歌声是梦的游踪/我的唯一的听众/是沉寂”这首诗不但表明了一个诗人、一个思想者敢于遗世独立的这种勇气,而且他正好准确地描述出了潜在写作者的一种命运和一种状态,描述了他们跟世界的关系及潜在写作者的命运。我是谁,我是瀑布的孤魂,一首永久离群索居的诗,我的飘泊的歌声是梦的游踪,我的唯一的听众是沉寂。当时的潜在写作者他们的听众就是沉寂。这些文字都表明了潜在写作者已经把自己作为一个生命个体,从当时的文化语中剥离出来。我觉得这是写作者能够写作的一个前题,这是署名写作诞生的一个前提。否则你只能是无署名写作,你首先要独立出来,跟别人不一样,如果一样,那你的写作就很难有个性可言。我觉得这个独唱可能是49年以后由一个真正的诗人第一次如此鲜明表达出生命的独立意识,他早在1962年就诞生了,实在是令人惊讶,今天我们想来还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一个人在1962年怎么能有这样的意识,这样的觉悟来理解自己跟这个世界的关系?有很多人,比如知青类的作家,他们是在文革中受到那么大的挫折之后,在文革中期才慢慢的觉醒,才慢慢的把自己从群体之中独立出来。可是黄翔这么早,当然可能跟黄翔的个人身世有关,黄翔自己说,他的父亲是国民党的一个将军,在辽沈战役的时候他父亲被捕了,被解放军秘密的处决了。这是他的一个说法,但是我又觉得不好理解,因为共产党抓到国民党的将军一般都不会枪毙,要将他们改造过来。但黄翔自己是这么说的。他父亲去世以后,他跟他母亲也离散了,他是在他的祖母的抚养之下长大的,在贵州成长起来。他的父亲给他留下了一书房的书,他父亲也是一个爱好诗的人,也写过一些诗。他翻开他父亲的笔记本,他父亲留下的一首《飞雁》,他后来就读他父亲留下来的那些诗。他父亲留下这些书,因为是国民党的将军,他所借助的文化资源肯定主要都是西方文艺复兴以来那种人文主义传统的东西。所以,黄翔可以说是由西方人文主义文化资源培养起来的一个知识分子。所以他跟49年以后当政者借助马列这个资源所制造的这个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氛围都不一样,都格格不入。他进入不了,他没有机会受到这个环境的正统的教育,他小学毕业之后,因为他是反动军官的儿子,不让他升初中,他没有念过初中,所以没有受到当时那种社会文化比较系统的教育,能够比较独立地站在西方人文主义的资源上,来理解当时的中国社会。所以他能比别人更加尖锐地看出当时社会的一些弊端。我理解这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有利的因素,否则解释不通,为什么他这么早就觉醒到这个程度。

  

  除了这些一般的觉醒之外,这些写作者往往来表达的还更加深入,因为觉醒的时候,往往是对立意识最强的时候,像刚才念的那种非人体验的诗,都很对立,在刚才念的《三月与末日》,也是很对立的情绪。刚刚觉醒,难免饱受戏弄和侮辱的那种屈辱感。但是在那时候还有一些文字,它不是这么对立的,是在觉醒以后更进一步的有了发展。撇开当时社会环境那种污浊的东西,那些邪恶的东西,独立的、纯粹的来表达个性精神,个体自由和个性力量,体现人做为一个生命的存在所能体验到的那种生命的欢乐,有一些人就写这样的诗。所以这是个性自由、是精神力量的的表达。举一个老诗人的例子,就是穆旦,他是40年代最重要的诗人之一,是49年以后西方诗歌的最重要的翻译者之一。穆旦在1976年写了一首诗,叫作《听说我老了》,他在外面遇到熟人,熟人说,唉呀你现在老了。这个时候他也大致59、60岁,年纪这么大了,又有50年代末以来受到严重的政治摧残,当然很老了。他听了之后觉得很心酸,怎么理解自己这种生存状况呢,怎么看待已经老了呢?他就写了一首诗《听说我老了》,前面有一段描述,他说我告诉你们,说我老了,这是一个外表,这是一个假象,这是我为了适应这个时代给自己做了一个虚假的调整。因为这个时代是这样,我只能显得满脸的苍桑,就内在的来说,我精神那种真实的东西,只有我一个人的时候,我才裸露给这个世界,你们是看不到,所以你们误解我老了。我独自裸露给我自己的那个精神世界,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呢?他就描述这么一个相对而言,精神自由的世界。他说“时间愚弄不了我……我常常和大雁在碧空翱翔,或者和蛟龙在海里翻腾,凝神的山峦也时常邀请我,到他那辽阔的静穆里做梦。” 他写自己的个体精神在那个险恶的时代,其实是保持了一种相对的自由,体验这种自由,表达这种自由。没有这种相对的自由,一个这么了不起的诗人,一个这么清醒的人怎么能度过那个艰难时世?他肯定要保持某种类型的自由,才能抵御这个邪恶对他的伤害。他就表达了这种体验。巴金写随想录的时候,也反复讲过这个问题,他说创作自由,重要的自由是你内在的自由。实际上巴金这个表述也是一个潜在写作者的真实的心态的描述,就是你要得到内在的自由,你才可以在任何邪恶的时代,都能够按照你的本意来写作。这才是真正的艺术化的写作,精神化的写作。而穆旦的这首诗就表达了这个意思。这首诗写于1976年。哑默诗写的早一点,他在63年写过一首诗短诗叫做《海鸥》,“小小的翅膀上/翻卷着大海的波浪/身子洁净/饱吸露珠、阳光/细长的尖嘴/衔来星空和汪洋/迎着潮汐呼叫呀/唤着沉默的同伴” 这是写海鸥在海空上展现它的个体生命的力量和那种精神的自由。哑默这种写作完全体现了他们这些人拥有内在的精神状况。如果没有这个,潜在写作不可想象。他们为什么不像张志新他们直接用政治的言说来跟当时的主流政治相对抗?我想这跟他们文化资源更广阔,享有的独立的内在自由更多有关。他享有更多的内在自由之后,看问题就已经不是完全人性意识,其实这都是从前面那个问题中分开来说的。因为前面讲了潜在写作者那种非人体验,其实非人体验的前提就是要有人性意识,没有人性意识你怎能体验到你是非人呢?肯定是你有一个内在的标准,来朝那个非人体验的思路上走的。所以这个话题延伸出来,或者是作为那个前提而存在的。为什么要强调潜在写作中的人性意识呢?因为在文革之中我们对人的理解比较单一,我们往往是把人只理解为政治动物,就是为了一个政治目标,把每个人都组织到一个政治目标中去,为那个政治目标服务,别的方面的东西就不太被关注,不太被认可,甚至常常被残酷的否定。在文革之前也有很多作家在他们的创作之中,表现出某种人性的丰富性。总是一出现这些东西呢,当时的报刊就要连篇累牍的发表文章来围剿,用这种围剿告诉所有的写作者,这种写作是不对的,要大家不要这样写作。可是在文革之中,那些潜在写作者呢,因为他是潜在写作,他们不要面对文艺报的围剿之类的东西,他可以比较真实的记录下自己这方面的思考,这方面的体验。这种人性意识在当时的一些思考者之中,有直接的表述。我念一段文字,就是文革结束以后,90年代初期出版过一本书叫《无梦楼随笔》,他的作者是张中晓,张中晓是被打成胡风分子的一个人,上海一家出版社的编辑,是王元化的部下。他打成异己分子之后就回他的家乡去,在群众监督之下劳动改造,在那里渡过了非常贫穷的日子。但是他在苦难的日子还不断的在读书,在研究问题,而且还留下了一些零零散散的格言式的东西。那些感想式的东西。后来在王元化的极力帮助之下,90年代这些文字被整理出版,命名《无梦楼随笔》,首先就因为他在49年之后也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诱导之下做着一个很虚空的梦,很虚空的政治梦或者叫其它什么梦。后来结合他个人的遭际来观察中国的社会状况,他这个梦醒了,不再存在这样的梦,所以他对自己的书斋命名为无梦楼,他这个思想历程跟顾准的思想历程很相近。顾准也等于这样的。他是一个革命理想主义者,觉得这是一个很虚幻的梦,自己梦醒了,终于走向更加保守更加经验化的状态,属于一个经验主义者。张中晓实际上也有这么一个历史,张中晓的文字我个人非常的重视,而且他独自在那么一个孤寂的环境中过那样贫穷的生活,在贫穷的煎熬之中坚持写作,他的个人遭际也非常强烈的激发我的感触,所以我对他的文字是特别的关注。我读他这本书之后,我还把他的一些格言式文字编了一篇东西,叫做《中国精神的反思》,因为张中晓在当时那个情况之下他不但对当时的中国政治意识形态做了很多反思,而且对中国的古代文化资源、思想资源也做了很多反思。对诸子百家这些东西、对儒家这些东西,做了比较多的反思。说明张中晓对当时的中国社会和中国政治的认识,还是意识到政治跟中国古代文化资源有着深刻的关联,内在的关联。因为一般人都按照毛泽东说的来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资源,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张中晓肯定不是这么看,他意识到了共产党的一个资源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资源就是中国古代的那些政治思维。张中晓的文字对中国古代的这种政治思维和政治权术批评的特别多。我前些年特别喜欢他这方面的批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所以我从他的随笔中摘出了6千字,编成了一篇文章,叫《中国精神的反思》。当然我编的时候是想为他写一篇专论,后来也一直没有写成。这个东西也一直没有单独的把它拿出来,只是在我参与编写一套中学生读物的时候,是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语文读本》,我把张中晓的这些文字,又简化了一些,编到了那个中学生读物之中。我认为那是很好的一些东西,这里就念一段张中晓直接表述对人性的理解的文字,跟当时主流的这些要求是不一样的。他说“游戏、娱乐、宗教等等精神需要,是对人好象可以没有的东西,但是绝对不能没有的东西。它是不能没有的东西,必须明确它是一种需要,一种客观的存在的需要,一种栽根于内心的需要。一种天性。人性的一个方面。”当时毛泽东他们不是这样理解问题的,文革时期的主流话语只把人理解为政治动物,所以文革时期对政治之外的一切,都不认可,甚至是都要给予破坏、给予否定。但是张中晓很明确的说“游戏、娱乐、宗教” 这些东西等等都是人的内在的精神需要,是天性、是人性的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这样,他就在这个问题上跟主流话语是明显的剥离开了,跟他们的认识不一样。我现在阅读到的,我觉得非常可贵的还是黄翔的写作。我觉得黄翔可能是49年以后最重要的一个潜在写作者。而且我认为:49年以后中国最重要的诗人肯定是黄翔,不会是别人。他可以改写49年以后的中国诗歌史。黄翔的思考和写作远不是政治对抗者的那种单调、单纯,而且是很复杂。我这里举一些例子,1969年文革高潮,黄翔肯定跟时代的关系是最紧张的时候,但是黄翔写了一组诗《鹅卵石的回忆》。什么内容呢,童年生活回旋曲,黄翔是个湖南人,他童年是在湖南度过的,在他祖母那里渡过的,那里有条河,他经常在河滩上玩耍,写的非常有生活情趣,有那种对人性的温馨的体验。1972年他写了组诗《爱情的形象》,他在那么被社会否定的背景之下,他有情致来写爱情诗,一组很长的诗,爱情形象,这也是当时的写作中所没有的。如果是一个政治抒情诗人或者在政治上给当时的主流对抗的诗人,他不会写这些诗。1972年他还写了《诗人的家居》,他写他的家庭生活,家庭陈设,他家庭生活的内容,写这些东西,也是很私人化的,是文革时期一般的读书人不可想象的写作方向。不可想象的题材和内容,也不可想象的情调。他这个文学写作的眼界就非常的宽阔,这种生活情趣就非常的丰富,这是文革时代很少有中国写作者能够达到的程度。1977年春天他写的一个组诗叫《我的奏鸣曲》,这个《我的奏鸣曲》的副标题——人·大自然·爱情。表现人和大自然和爱情的关系。我觉得中国的写作者对大自然的关注是比较少的,因为我们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中国文化是一种人文文化,就是主要考究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世界的关系。与自然的关系,考虑的比较少。这种特点也影响到中国的文学写作社会性很强,政治性很强,但是跟大自然的关系,比较而言要疏淡一点。我前几年编过一本书叫 《少年美文》,山西一家出版社出版的,我想编几个方面的东西,一个就是人,人在社会中对社会的体验,人跟人的交往的体验,还有一个内容就是人对大自然的体验。我找人对大自然体验的桃花色综合影院,费了很大的力气,找到的非常少非常少,中国人不太关注这些东西。即使是游记,他也要扯到人事方面,比如那个杨朔的模式,是吧,香山红叶明明是写香山的,但是从他的体验,从他的立意,从他的写作动机,他就不在香山红叶上。写荔枝蜜他也不在荔枝蜜上,他都在人事上,他一定要引伸过来,扯到人事上。中国人是这样写作的,所以纯粹的吟咏自然的东西很少。这样说来,黄翔在1977年,在他的组诗之中,来写人跟大自然的关系那就尤其难得。说明这个诗人的资源非常的丰富,他很多资源是中国之外的,他个人的精神空间也非常广阔,绝不是作为一个受压制的反动军官的儿子想在这个社会得到一个政治认可,绝不限于此。而是,作为一个个体生命想拥有充分的内在自由,对这个世界有很丰富的体验和认识,他是这样一个丰富的诗人。所以我觉得黄翔在这个时期的这些写作,跟那种《野兽》的写作,至少是同样重要的同样有意义的,这个意义非常值得我们现在的研究者来发掘它。因为这些诗都很复杂,都很长,而且你也不能用简单的几句话来表明它的面貌,所以这些诗我就没有准备念出来,只是介绍一下他当时的写作心态。1977年他还在做为敌对的力量受压抑,老给公安局搞来搞去的。黄翔六次进监狱。可就是这样一个人,1977年他的诗中竟然这样说,“多么神奇呀,生活在我们这个星球上”。你看这是多么单纯多么纯净的一个诗人,多么热爱这个世界的一个人。他说多么神奇呀,生活在我们这个星球上,体现一个孩子的天真和纯净。他是这种心态,他用这种心态来写作,所以我觉得黄翔的这些写作不但在那个时代非常重要,在这个时代还是非常重要。因为目前为止中国的写作者还是体现内在自由的作品比较少,只关注个人跟社会的紧张关系的很多。比如昨天老孟讲的现在流行很走红的那些小说、那些官场小说,写一个人在社会在官场怎样受蹂躏。这些东西为什么这么多,就因为中国人的思维太关注个人跟社会的关系,太关注个人跟社会所形成这种紧张和对立关系,所以老在这个方面反反复复的言说它,这方面的群众基础也非常广阔,所以在这方面诞生的作品就多。因为中国的人都关注这些问题,这样的作品也最容易得到认可,得到流传。人家一看你写这东西,是呀,跟我们体验一样,感同身受,特别容易认同它。因为看那些小说就像看到了自己,看到他那里一个小人物的科长,就像我自己的科长,天天拿小鞋给我穿,看得很解气。这些作品也有好的一面,说明了我们对这些认识的很清楚,但也表明了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中国作家内在的精神自由太少了,内在的自由空间太少,他完全被这个社会制服了。社会有什么黑暗,他就知道什么黑暗,他就老是只言说这个黑暗,他脑袋里只有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老占据着他的神经中枢,占着他的兴奋中心,他没有更大的精神空间来藐视这些东西,来把它作为人的可悲的一面,不是全部。社会上的这种东西,人与人的这种关系这种龌龊固然是可悲的,它们老是占据我们的兴奋中心,这个恰好体现了我们思维空间的窄小,体现了我们缺乏内在的精神自由。中国作家所背负包袱太多了,他所拥有的内在的自由太少了,都是被人制约下的写作。比如梁效、罗思鼎、石一歌的写作是在权力意志的正面制约下写作,按权力意志的要求来写作的。而别人往往是在权力意志的反面来写作的,这个完全对应的关系,本身就说明他们是平等的,是一致的,你这种写作的立足点跟他们是一样的,还处在他们的层面。所以你遣责,你揭露官场的腐败,跟官场中参与腐败,我觉得差不多是属于同一个层面,至少在精神结构上是同一个层面。行为方式不一样,两者应该承担的责任不一样。但是他们的思维结构是一样的,虽然他们不像梁效、石一歌他们是奉命写作,实际上也是在主流意志的权利意志的严厉的制约之下写作,无非是走向相反,如此而已,所以非常可悲。这些作品如果能够写到最高水平,我们还能够认可它,是个很好的作品,认为他这个人的文学才华很不错。如果写不到最高的水平只是一般的写作,说实话我把他看作无署名写作。他写不写是没有什么意义,他署不署他的名也没有什么意义,这都是我们中国社会的一种集体认识,我们大家都认识。官场腐败我们今天哪一个人不知道,连一个老百姓都知道,无非是老百姓知道的具体的细节少一点,机关的人知道的具体细节多一点,如此而已。而作家的写作,我觉得他肯定不能按照这种公共认知来写作,公共认知是大家在文化普通话中解决的。我们走到街上随便骂一句官倒,骂一句什么贪污受贿,很快能得到很多人的认可,这是我们社会的文化普通话,大家都能懂你是什么意思,都知道你这个人没有进入官场,在官场之外,对官场的既得利益者很痛恨。或者你虽然在机关里,但是你还没有成为一个要人,那些既得利益你得不到,所以你发发牢骚,都知道这个东西。如果你当个厅长、局长,那恐怕你整个就变了,你也是官场中的一人,你也是受贿的一人,甚至你也是主动索贿的一人,完全可能是这样。所以别说反对贪污。受贿是文化普通话,就是我们每个人当官之后也难逃脱这种怪圈,连这个认识也是文化普通话,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认识。说实话我自己就这样认识过。我在很年轻的时候,老是带着那种很强烈的正义感,激烈的抨击官场上的那种黑暗。政治制度上的黑暗,后来有一天我突然想自己,我觉得我在那贫穷之中煎熬,我想帮助我家里人的,我又无能为力,之后我有权了,我当官了,我在我们当地当了一个县长,我肯定是一个贪官,我肯定要违反政策把我家族往上挪一挪,肯定会这样。我第一次想到这个问题,我感到非常惊讶,那我以前骂他们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这个,跟他们完全对立意义上的这种诅咒我觉得真的没有意义,跟他们完全是一个层面的。而我们自己每个人都难于逃脱这种东西,我觉得这种文化普通话不是一个作家写作的角度。如果从这个角度来写作,这个作品他写的再好,我认为文学价值是非常有限的,他写的再差一点就更没有文学价值,只是一个无署名写作而已,没有任何意义。所以我觉得中国作家拥有超出文化普通话的之上的内在的精神风貌太要紧,要扩展自己的精神空间太要紧,如果做不到这一步,这个写作者是肯定没有希望的,写不出独属于自己的带着你个人的血肉的气息的这种东西。所以,我就觉得在任何时代,你不游离于主流话语之外,就写不出带血肉气息的东西,肯定没有这样的东西。游离于文化普通话之外,用自己的视角,用自己的体验来进行艺术创作,这样,写出来的文本,加上你还算过得去的艺术才华,你就肯定能够写出成功的文学作品。有时候我读到一些当代作家那么了不起的才华,可他完全按照文化普通话写作,真的感到很可惜,很痛心疾首,这么好的才华好难得呀,这种才华,苍天是很吝啬的,他不会赐于每一个人,他总是赐于极少数极少数的人,真是可惜。所以我觉得文学创作写中,许多人写出那种传世文本,文学才华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更重要的一个因素不是文学才华,而是文学才华之外的那种内在的精神自由,那种超越文化普通话之上的、能够审视文化普通话的一种非常高的境界和精神体验。是这种东西,在我阅读的作家中,才华跟内在的精神自由都达到顶峰的,只有妥斯妥耶夫斯基这么一个人。别的人其实尽管他是划时代的文学巨人,他的才华可能都没有达到顶峰,都只是在别的方面达到顶峰,然后加上他也算出色的文学才华,然后让自己取得巨大的成功。而文学才华达到顶峰的人,他不一定具有别的方面达到顶峰,不一定有这样的条件,所以他往往写不出那种真正传世的巨作,这是我个人用那种比较苛刻的眼光来看问题,所以我对黄翔文革期间写的表现出他内在精神自由的这些诗章特别重视,特别宝贵。这是潜在写作中人性意识的一个方面,这是表现了健全的人性,认识到了应该尊重健全的人性,意识到了人性有多方面的丰富性同时运用自己的写作体现了人性的丰富性。这个话题中的另一个话题就是涉及性和情的问题,这里的情特指男女之情,性在这里暂时也只指男女之性。而不指同性恋的情况,男男之性,女女之性不指它,只指男女之性,当时在文革时期,性和感情都是主流话语严厉禁止的东西,就是不能写。我们看八个样板戏,那里面八个主人公都是单身汉,或者是大龄青年,或者都是寡妇,他不能有家庭生活,他不能有感情,不能有男女私情,当然更加不能有性。他很歧视这个东西。因为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大家的一种精神消费的需要,从样板戏里从主流作品之中得不到这些东西,所以大家就要从别的方面来寻找,比如从民间的黄段子,民间故事,这些方面得到满足。而一些写作者也用自己的写作填补了这些空白,比如《第二次握手》。我们知道,那里就写了三角恋爱,写了感情。第二次握手总的来说完全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之中的。但是具体到文革这一段是反对歌颂科学家,也反对歌颂爱情。《第二次握手》恰好在这两点上触犯了当时的时尚,所以成为当时的禁书,作者还为此坐牢,据说还差点被叛了死刑的。他这里写感情、写科学家都是禁区,其中的感情恐怕更是看作洪水猛兽了。因为对科学家有一个办法,就是控制使用。你再怎么瞧不起科学家,但是你搞原子弹你得要科学家,那些工人的发明,背后必须有科学家给你做真正的工作。讲到那个时候潜在写作中的人性意识,谈到性与情的问题,《第二次握手》算是一点表现。现在我们知道的作品中,对那个问题做集中表现的,应该是《少女之心》。当时流行两个文本,一个叫《少女之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一个叫《曼娜回忆录》。可能我们在座的很多人都看过。我记得77年、78年,我在我们那个乡中学念高中的时候,我们那是非常闭塞的一个地方,在那个闭塞的一个县的中学居然能读到《曼娜回忆录》,可见这个流传的多么广。现在那么好多书都流不到我们那个地方,它发行不过去。但是在那个时候竟然能读到《曼娜回忆录》。我看到的很短,可能在传抄的过程中把那些枝枝蔓蔓都删掉了,只抄直接的性描写,直接的性描写跟现在的描写相比,它谈不上是什么性描写,好像就是一个性知识介绍。当时因为太禁锢了,性方面的知识不能正常的传播,所以,那个作品等于承担了一个介绍性知识的东西。我读的很简要,一点点文字,从一个学生的作业本抄的。我听说80年代的中学,还有《曼娜回忆录》在流传。有的作品在文革结束以后,或者不流传了,或者公开出版了,其它一些作品它就不再流传了。因为文革结束之后,已经有相类似的作品供人阅读。《曼娜回忆录》在文革结束以后,第一个它不能公开出版,第二个呢,类似的出版物还是很少,因为公开的写性很长时间内还是被禁止的一件事,所以《少女之心》文革结束以后,继续传播,直到现在还没有公开出版。最近北京一个书商他把《少女之心》跟《曼娜回忆录》有点合起来的意思,合起来搞一个合订本准备出版,叫我给他写了一个序。但是那个书现在还不敢出,要等十六大以后会出来一本《少女之心》。他现在整理的比较长,已经十几万字了,当时流传的是没有这么长的。里面直接写性,性跟情肯定也是连在一起的,所以这部《少女之心》里面有一个三角恋爱。我这次读到那个比较完整的版本的时候,我感觉到有一个问题比较辛酸,就是不光是主流话语系统出于自己统治者的需要,给大家性禁忌,觉得这是坏的东西。当时的整个社会都接受这种说法,就像马克思所说的一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就是统冶阶级的思想。文革时期对性的理解和认识就完全印证了马克思的这个说法,当时的老师也是这样看,当时的家长也是这样看,当时的学生自己也是这样看,都这样看。《少女之心》的女主人公是一个中学生,她对自己情感上的要求与性的要求就感到特别的自卑,怎么这么坏呀,老师明明讲这是坏的,毛主席号召如何如何,可自己老是想那些东西。她说有一次做梦,她就梦见我们这些学生都变成了美帝国主义者,变成了修正主义者,我们都涂着口红,一对一对的搂着在那跳舞,过那种资本主义的生活。她说这个梦说明我的内心还是有一种资产阶级情调,觉得这个不好,她老是要扼杀自己内心的这种要求。她完全用正统意识形态的眼光来打量自己,要求自己,总是这样压抑自己。可是一到实际的情景之中,她又控制不住自己,因为她喜欢两个男孩,她跟两个男孩在一起的时候,总是情不自禁的就遏制不住自己的那种两性亲和的那种愿望,老是倒在他们的怀抱里,一倒在他们的怀抱里,她就觉得一旦放开自己的话就非常痛快,这才是人生,这才是一种美的东西。感觉到这个接触的过程非常惊心动魂,而事情一完她又很后悔,又觉得自己怎么就是改造不好,为什么这么坏。看这个小说在意识上就感觉到很悲哀,大家都在这个意识框架之内,看待这些事物。但是这个作者,就是现在这个修订本的作者,因为是现在修订本,文革时期的那个完整本是什么面貌,已经很难说,我没有读到。但是按现在这个修订本来理解,那个作者实际上是站得很高的,我觉得《少女之心》的作者完全可以跟前面所列的那些重要潜在写作者相比,他站的很高。所有的人都接受当时的性观念,它就是突出表现了当时统冶阶级的这种道德意识,对中国社会、对全民的伤害是多么大,对民族生机和民族创造力的约束是多么大,大家精神上肉体上完全被束缚住了。最后她喜欢的这两个人都死掉了,因为是三角恋爱,其中一个男的把另外一个男的杀掉,后来那个活下来的那个男的又进监狱了,进监狱之后又自杀了,两个男的都死掉了。后来她为了谋生去打工,到一个单位去工作,他的顶头上司向她提出一些要求。她那个公社的书记,每一个广播员都是公社书记的情人,是不能跟别人谈恋爱的,为他所独有的。她上班的第一天,当广播员当了一天,想回家,她跟办公室的人打招呼她要回家,办公室的人都很诡秘的笑起来,意思就是这个人真不懂事,你怎么能回家呢,你是书记的人你难道不知道吗?后来经过一些程序她知道了,书记要在性上拥有她。她很矛盾,她就问她妈妈怎么办,她妈妈就告诉她:孩子呀你真是个苦命的孩子,与其这样到处受难,还不如自己委屈一下低头算了,因为你再这样的话书记把你开掉,你到社会上又没有立足之地,你还是因为这个性的问题受尽千般屈辱。所以她就跟那个公社书记当情人。当了情人之后,公社书记在权利斗争中失败了,倒台了,大家要来收拾这个女的。这个女的跑到外地,原来喜欢她的那两个人跟她怀上了一个孩子,她就带着自己的孩子躲到外地,家乡之外的那个地方,隐姓埋名过那种寡居的日子。这个结局也非常的有意义,因为这个女的在小说里是个非常可爱的一个女人,老是那种情感冲动和情绪波动比较大,老是遏制不住自己那种两性亲和的冲动,非常女性化的一个人,在性的方面在心灵的方面都对男性有深刻的渴望。正好是这样一个人,被当时的时代逼得连普通人所拥有的那种家庭和幸福都得不到,完全被社会剥夺掉了,剥夺干净了。写到这个程度,所以我觉得这个小说写的非常有深度。当时都说它是一个黄色小说,实际上不是,谈不上是什么黄色小说,里面还写了那种青年人由于对性知识的不了解,造成的那种不必要的恐慌。就是男的跟女的一起拥抱一下,他们双方都觉得这完了,这一下这个女的要怀孕了。他们穿着衣服拥抱一下就怀孕了,觉得恐惧。后来他们又仔细的想,回忆自己从大人那里偷窥到的东西,男的说我们穿着衣服大概不会怀孕,如果不穿衣服两个人这样抱着、贴着通气那可能要怀孕。通气他就理解为那个肚脐眼,双方肚脐眼去通气。后来每一次约会那个女的就找两张伤湿止痛膏,自己先贴好一张,到了那个约会的地点给那个男的贴好一张,然后他们就脱光衣服在那个僻静的地方,拥抱在一起,享受这种亲和这种愉快。实际上开始一直没有性生活,肯定就是认为现在把肚脐眼封死了,已经没有这个眼来通气了,不会怀孕,所以他们可以不太担心有那种自己承受不了的后果。在这方面文革时期禁锢到这个样子,一直到80年代,这方面还是禁忌,就是现在家庭正面的性话语肯定也是没有解决,学校身上也还存在这样的问题。我80年代后期在一个中学里教书,我妹妹在那里念书。有一个女孩,不是农民家里出生的,是县城一个干部家里的女孩在这里念高中,她跟我的妹妹比较要好,有时候到我房里来玩,跟我们比较熟。后来我离开那个中学了,妹妹跟那个女孩一直有接触,有时候我妹妹就要谈起她来,讲那个人在中学里头对爱情和性的认识。当时念高中的那个女孩,县城出生的女孩,她就认为男生跟女生拉一下手是肯定要怀孕的。她整天处在那种对性的恐惧之中,她心里可能对某个男孩有很好的印象,想跟他拉手什么的,但是一想到这个后果,又承受不了。一直到80年代后期,中国的一个出生在县城干部家庭的女孩,都上高中了,这么大了,对性知识还是这么一个认识。所以我听到那个故事之后,我觉得特别的不舒服。我说中国的教育怎么搞到这一步?中国人对于性的禁止,为什么会强化到这步?对性怎么会恐惧到这一步?我觉得不理解,直到今天我还不太理解。中国人对于性的态度,真的是猜不透,我觉得中国文化和中国人都是很神秘的东西,非常神秘,搞不懂为什么要这样子。这个《少女之心》,在当时正面来描写性和性知识,正面描写学生之间的恋爱,我觉得这是非常大胆的。实际上在当时完全可以把它看作是从思想启蒙的角度来认识它,完全可以这样。所以有了这个《少女之心》,我们才感觉到某种欣慰。在禁锢的那么深的情况下,毕竟也还有这样的中国人,他敢于写一部这样的书,来向大家传播这样东西。当然它的真实的诞生过程说起来也叫人有点辛酸,它并不是一个写作者有意这样写出来的。怎么诞生的呢?当时社会青年学生有这种犯忌现象,不但受到学校的收拾,还要受到公安部门的对付。那些公安部门把这些人抓来之后,因为那是严禁谈性的时代,这些公安人员也对性充满了向往,抓到了所谓的流氓犯,他遏制不住自己的冲动,审问这些人的时候要他们把所有的细节详细地写出来。要他们先讲,讲过以后,强制他们写出来,但这个也可能不光是一个时代和一个民族的问题,这也是因为人类就有这个窥阴癖的一面,人性中的一个弱点。而在那个时代,这个弱点就在过分的压抑之下显得更加严重的一点,所以公安人员就要他这样写,然后就越写越多越写越长,结果公安人员把它流传出来,慢慢就在流传的过程中让人家把它改成了小说这种面貌,这个文本是这样流传出来的。这是当时人们跟性有关的主要的一个读本,除此之外就靠那些民间故事、民间传说,黄段子来满足这方面的消费要求。这是文革时期潜在写作的另一种情况,这是性与情这个禁区在潜在写作中被小范围突破了,不是有很多人写这些,只是比较个别的例子,也就是个别的现象。

    

  第六个问题就是说一下潜在写作中的苦难意识,这是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坛讨论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就我目前所读到的文本来说,文革时期潜在写作之中那种苦难意识是不强的,基本上是一种精英写作,是一种精英启蒙写作,跟五四时候的写作有点相像。这只有精英分子能够体会到比如那种包办婚姻的这种痛苦,那么他们就写这种婚姻与感情的痛苦,又在社会政治层面来写这种启蒙方面的主题。文革时期也这样,他们这些写作者对真正全民族的这种苦难,特别是对底层人深重的苦难实际上了解不多。尽管那些知青和那些下放的“五·七”干部,下到农村的底层,对农村的苦难已经有了相当的了解,但是这些了解在我目前看到潜在写作的文本中,基本上没有得到直接的体现。我见过一个当年复旦大学红卫兵的领袖,他说他当时造反的时候,他是第一个站起来骂张春桥的人,到最后也受到追究。他从上海逃到江西,最后是逃到贵州的一个山区,他说他走了很长的路,到那个山区很广阔的地方,荒无人烟,找到一点灯火进去了。那家人很热情的接待他们,他们就编一套说法,说我们是什么什么人,接着人家让他们吃饭,安顿他们睡觉。他们安顿下来之后就拿出收音机来听听北京的声音,看看现在中国的文革进行到了哪一步。收音机一响,这家的男主人就带着他的女人跪下来,向他们磕头。为什么跪下来磕头呢?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一个小小的东西发出声音,是不可思议,肯定是某种神物。这东西既然是神物,那么来的这两个肯定是神,他们马上就是跪下来磕头拜神。这个人跟我讲这个故事,他说他对文革最早的觉醒是受了这件事的巨大的触动。我们念书一直说我们形势一片大好,老百姓如何如何幸福,原来我们的老百姓还苦难到这个程度,愚昧到这个程度,这个山区落后到这个程度,收音机是什么都不知道。他说这样震憾太大了,后来他就慢慢想,当权者这一套说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合理,多大程度是欺骗。那么就觉得整个是欺骗,于是他就觉醒。这个人这么早觉醒,可是在他当时的写作之中和现代写作之中都没有涉及那种底层人的那种深层意义上的苦难,没有涉及。所以可以这样说,中国的潜在写作者涉及底层人生存苦难的文字到现在为止还非常少,这也跟中国人的这种精神状态有关。中国人是不太面对这个生存意义上的苦难的,原因也是过于把精力投射到社会政治方面,另外那些东西看的比较少。当然我们说它少,也不是完全没有,我这里还列举了几首体现了当时苦难意识的诗。其中我要给大家介绍的第一首不是一个文学写作者写的,而是一个政治写作者写的诗,就是林昭。林昭最近几年慢慢的被人所了解,她是当年是北大新闻系的学生,57年反右的时候她是校方很捧红的人。尽管她很有才华,很有个性,但她开始没有什么激烈的言论。可是她很敬重的那些文学朋友因为说了几句批评北大具体人物的话,而被打成右派,她觉得忍无可忍。一个人怎么可能这么邪恶,一个人稍微讲一点不同意见,你就把他打成阶级敌人?她站起来为他们辩护,1957年5月 19日,这一日北大的学生有一个比较浩大的对反右运动的反弹,组织起来反弹,就是批评当局对学生的这种镇压。林昭是跑在比较前面的人,她作为一个校方捧红的一个人,一个学生干部,她站起来为这些学生辩护。于是她被打成右派,打成右派之后她就更加深入地来思考中国的社会问题。慢慢的,她的思维就整个到了体制之外,完全不在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之中,完全用另一种更高的眼光来审视中国的政治状况和社会状况,所以她成为当时站得最高的政治反抗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1968年在上海枪毙了这个人,现在很多人写回忆文章就把她成功地塑造成一个出色的才女。当时校方本来是物色好了要她留校当老师的,她在文学方面学术方面都表现得特别出色。她在监狱里写了很多东西,其中有一个篇幅最大的就是十四万字的长信,写给人民日报的第三封信,十四万字。我觉得文革时期给我最大震憾的,如果从单篇的东西来说,可能不是张中晓、不是顾准的而是林昭的。林昭那十四万字写的实在是天地同怒,人神共悲,那是太惨了。一个女性被折磨到那个地步,她思想发展的那么高,非常可贵。她写过一首很短的诗,人家现在给它名命就叫做《啊,大地》,她这样写,“啊,大地,祖国的大地,你的苦难可有尽期……”这个时候,不可想象有人用苦难来描述中国,可是她在用苦难。“你的苦难可有尽期,在无声的夜里我听见你沉重的叹息,你为什么这样衰弱,为什么这样缺乏生机,为什么你血流成河,为什么你常遭乱离,难道说一个真实美好的黎明,竟永远不能在你上面里升起……”她这里重要的是苦难这个词,当时的潜在写作者一般来说不会涉及这个词,不可能用这样的词来描述自己的无产阶级的红色世界。第二个是她这里有一个血流成河的意象,血流成河。尽管我们老是把中国描述的如何如何,但是在林昭眼里中国人是一个过分的,残酷的、自相残杀的那么一个族群,所以她老是看到中国人的鲜血。比如阶级斗争学说,她明确反对阶级斗争学说,她用一种嘲讽的口气说毛泽东这个人只懂得一个楼梯上打架的理论。她把阶级斗争说成楼梯上打架,这是一个政治反抗者的声音。由于她的文学才华也很不错,有时候她写的这些东西,还有点像,一般的诗人也就只能写到这个程度。再一个就是1965年,她一个很要好的同学,右派劳改刑满之后主动的到上海来探监狱,到监狱里来看她。一般情况是不允许探监的,但是林昭在监狱里,监狱当局制服不了她,她老是反抗监狱长,老是嚎叫,老是嘲讽他们,老是绝食,监狱当局想利用这个同学劝他,接受改造,服从管教,答应那个同学来跟她见面。那个同学现在是曲阜师大的退休教授,就是张元勋。那个同学看她的时候林昭对他有一个嘱咐,她说我是肯定出不去了,他们肯定要把我杀掉,我那些文字希望以后你能够帮我整理,总有一天未来的中国人会知道我们今天的苦难,你帮我把这些文字整理成三本书,把我的诗歌编在一起,就叫做《情书一束》。叫做情书,这个说法也体现了她对世界的一种态度,因为她的诗歌不是情书,那为什么叫情书一束呢,实际上她是从爱的角度来理解她跟世界的关系,林昭她站得比别人高了许多。我后面还要读两段林昭的文字。她对张元勋的嘱咐里也有这个词,就是苦难。她说未来的人们总会知道我们的苦难。凭什么知道呢,所以委托别人把自己的文字整理出来。但是至今为止,林昭的文字没能出来。但我想总归还是有能够出来的一天。再说一个当时的知青诗人,一个白洋淀诗人叫芒克的,他有一首诗叫《城市》,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种苦难感。他说:“啊,城市,你这东方的孩子。在母亲干瘪的胸脯上,你寻找着粮食”。应该说这是解放以后那些饥荒时代给他留下来的直接的体验,才能诞生出这种意象。还有一首叫《太阳落了》,我也念其中几句,“太阳落了。黑夜爬了上来,放肆地掠夺”。这个意象说明他对中国苦难是有感知的,他没有用苦难这样的词,这太阳没有了,黑夜才放肆的掠过,这田地将要毁灭,人将不知道往哪儿去,人已经无路可走,世界要毁灭了。这个苦难意识也是比较深的。更直接的表达这种苦难意识的是白洋淀诗群中另一个诗人,叫多多的。我念他两个片段,那个诗叫《当人民从干酪中站起》。这个干酪我们就把他理解为一种食品。芒克的诗写于1972年和1973年,多多的这首诗写于1972年。《当人民从干酪中站起》有这样几句,“歌声/省略了革命的血腥/八月像一张残忍的弓/恶毒的儿子走出农舍/携带着烟草和干燥的喉咙/牲口被蒙上了野蛮的眼罩/屁股上挂着发黑的尸体/像肿胀的鼓/直到篱笆后的牺牲也渐渐模糊/远远地/又开来冒烟的队伍……”他就描述了他所感知的中国社会那种残酷的相互扼杀,相互争斗的这么一种关系,中国社会的各个群体之间是这么一个残酷的关系在争斗。残忍的弓有这样的意象,马上又开来一支冒烟的队伍。队伍在中国的词语就是指军队。还有一首诗叫《无题》,其中有这么几句,说的更加明确,“一个阶级的血流尽了/一个阶级的箭手仍在发射/那空漠的没有灵感的天空/那阴魂萦绕的古旧的中国梦/当那枚灰色的变质的月亮/从荒漠的历史边际升起/在这座漆黑的空空的城市中/又传来红色恐怖急促的敲门声。”这是多多对当时世界的感受,那完全是一种处于大屠杀的处于血腥恐怖之中的这种感受。他对那种残忍血腥体会特别强, 这也是当时厌卷了调起社会内部争斗的觉醒者的一种体验和声音。这些半大孩子就把种声音给传达出来了。而那些年长的人他不敢放出这种声音,知识分子在整体上都处于那种趴下来的状态,他们不敢写这些东西,却由半大孩子来道破这一点。这是第六个问题,就是潜在写作中的苦难意识。

    

  第七个问题是潜在写作中的思想超越和精神升华,我认为这一个部分对我们来说,是最能够感到欣慰的部分。因为文革时期的潜在写作,它不是仅仅处于对抗之中,还有超越,正是这个超越的部分是我们文化和思想生长的新的起点。如果没有这些部分,只有跟当时的主流对抗的部分,那是很难生长出新的东西的。当然,实际上这些超越的部分,我理解在文革以后,几乎全部被扼杀掉了。文革结束以后,实际上我们有一场浩大运动,就是遗忘文革的运动。我写过一篇文章叫《中国人你怎么跳得过文革这一页》,那是99年写的,我这样说,30年之前中国人发动了一场浩大的社会运动,叫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运动对人性的摧残如何如何。我说这个十年之后,也就是二十年前,文革在政治上结束了,但是就文化意义来说,文革实际上没有结束。还是这批人用同样的方式发起了另一场同样的社会运动,那就是遗忘文革的运动,不能说文革,要把它遗忘掉。文革中所冒出的新的资源,在特定历史时期稍加利用了一下,一旦权力转移过来之后,就迅速把这些东西全部压下去了。所以,文革中那些超越的东西基本上都给压下去了,到现在还没有冒头,没有成为我们新的文化,新的思想的生长点。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文化,在整体的氛围上在结构上,跟文革时期不同的地方不多,同的地方更多。我们每天打开新闻联播看一看,那是主流话语重要的一个窗口,一个重要的传播途径,整体氛围跟文革是一致的。所以我们现在在主流话语这个层面,实际上完全没有吸收文革时期那些超越性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看文革时期出现的那些超越的思维,就显得愈加珍贵。其实我们现在的思维方式和交流意识形态还是同构的。说到思维同构,我再举文革中的例子。比如上海有一个大学教师,华中师大的老师,是我念过书的一个学校。他用正宗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来批评文革时期错误的东西,他的资源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正宗的。结果他被枪毙了,不知是77年还是78年被枪毙了。我最近看到他当时的言论,那真的觉得可悲,我觉得他死的比林昭还冤,因为林昭是真正反对当时的东西,而那个老师王申不是,他是要给共产党纠偏,就是你们这么伟大的党利用马克思资源的时候有了一个小小的错误,我告诉你错误在那里。可是这个话不能由他说。我觉得潜在写作者大多数的文化资源跟当时的主流是一致的。文革高潮之中,遇罗克写的《出身论》实际上就超越了政治形态在当时的话语,因为《出身论》涉及了一个人权问题,其实上是一个人权宣言,你不能因为我的出生问题而歧视我。我觉得《出身论》是49年以后,中国出现的最早的一个人权呼声,但后来在林昭那里又有了。但遇罗克的《出身论》是最早公开的一个呼声,这个资源就应该理解为是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以来所形成的人文主义资源,应该理解为这种资源。当时马克思主义也是从西方人文主义资脱胎而出的,但是它给中国人独立引进以后已经变成另一种东西了。所以人权意识应该看作是超越中国式马克思资源的一个新的资源。还有《公开的情书》,它对科学的重视跟执政者在意识形态和日本成人电影上全面利用科学也是不一致的。它把科学真正看作是人类追求幸福的手段之一。在这个意义上它也是直接借鉴了西方正宗的科学资源,科学思想,也是人文主义思潮里面的科学思想,也超越当时的资源。顾准他越过马克思主义到古希腊城邦民主制度中,到古希腊民族文化中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他就更加远的超越了官方所拥有的资源,他直接追到西方文化的最源头,追到古希腊去,用那里的城邦民主制度来研究民主究竟是怎么回事,专制究竟是怎么回事。用它来否定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否定当时的权力实质。顾准他所否定的不光是意识形态上的否定,他否定了当时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那个权力,权力核心,权力实体。他就直接说毛泽东是秦始皇。他利用那个资源来审视中国社会,这也可以看作是文化资源上的超越。当然还有一个比较独特的超越,这个超越是比较少的,是在文革中出现的新一代的思考者,像林昭这样的人。林昭她在坐监狱的时候,监狱里有一个天主教徒,一个女的。这个人给林昭开很大的影响,后来就皈依主了,她也成为一个教徒了,天主教徒。这个就是她又是一种新的资源,因为基督教应该看作人类文化史上,跟人文主义资源不一样的独立的资源。林昭后来为什么有那么高的立足点,来审视中国的这种社会现实,我觉得与她借助了基督教的资源有关。比如,她否定阶级斗争学说,希望人与人之间要和平、友爱。这个跟基督教中讲的爱就非常有关系。她在写作中经常说自己是奉着十字架作战的自由战士。她利用这种资源来审视中国社会。这个资源在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是被重视的不够。80年代出现一个学者刘小枫,他比较关注这个资源,比较多的谈论这个资源,引起了一部分读书人的注意。我也是比较重视刘小枫的言论的读书人之一,我觉得这个资源很重要。但是目前在中国的社会整体的来说,皈依基督教的人很多,在中国的基督徒发展非常快,但是从文化的意义上重视这个资源的人还不是很多。这是文化资源上的超越。第二个超越就是政治思想的超越,政治思想实际上也是文化资源的一种,但我们把它独立的出来。因为中国是个政治社会,非常重视这样东西,就把它独立出来说一说。林昭对阶级斗争学说的批判,就非常直接地超越了中国的政治思维。中国人,特别是在毛泽东时代老用斗争的眼光来看待人类,当然我们不能说他全错。这个社会有没有阶级,我觉得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划分阶级,还是有它的合理性的。阶级之间有利益冲突也是实际存在的,不能说毛泽东的学说完全错。但是用这个东西作为指导社会运作的一个主要的意识形态,这样是否合理,值得追问。第二个把这个东西作为价值本身,这不是值得追问的问题,这个肯定是错的。因为人类所制定的价值体系,所认定的价值跟人性中所遏制不住的那种冲动,往往是相反的。人有恶的一面,也有斗争的一面,而在价值上恰好要遏制恶的一面,要遏制斗争的一面。所以毛泽东时代把斗争本身,把那个打倒阶级敌人再踏上一只脚把他杀掉,还要敲骨吸髓,把这种东西看作一个时代的价值,肯定是大谬。林昭这样的人,她用自己的嘲讽的方式来解构阶级斗争学说,然后用那种博爱的精神来否定阶级斗争学说,来包容社会阶级之间的这种利益冲突和文化冲突,这就完全超越了当时的政治思维。而那些造反派,他们的政治思维跟那些被造反者完全是一致的,红卫兵的这个思维跟走资派的思维其实是完全一致的,红卫兵没有超越。红卫兵中少数先知先觉者在受到挫折之后,坐下来反思,他们超越了这种思维,但是从整体上说红卫兵是没有超越这种思维。直到现在中国社会上经常出现各种政治斗争,这些政治斗争的各方,他们的政治思维都没有超过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思维,没有超过毛泽东政治思维。即使有时候他们在言论上超过,比如现在有一些人在这里老想从政治的角度做一点什么,就是搞一个新的党呀,提出一个新的说法,想对中国社会有所改造。这些人在用词上跟主流政治思维有所区别,比如引进人文主义文化资源中的那些说法,什么民主、自由,实际上在精神结构上,在内在的思维上与通行的思维是完全一致的。我敢说这个话,因为我对他们有所了解。所以了解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觉得对中国未来的展望还是保守一点为好。你不要用太乐观的方式来描述。就是在中国有了某种政治变革之后,站到最前面来掌握局面的人,肯定是不值得我们寄予希望的。他们在政治思维上,内在的思维结构上完全没有超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但是,在文革的潜在写作中,有一些人,他的写作表现出了这种超越性,所以我觉得他们特别难能可贵。林昭对自己有几个称号,一个是年轻的反抗者。她说自己年轻反抗者的时候,实际上是要强调自己拥有了新的资源,跟年长一代人不一样。还有一个是大陆青春代自由战士,还有一个说是捧着十字架作战的自由战士。她的政治思维可能不一样。有一段话比较典型的显示出她的不一样。那一段话等一下我念一遍。再一个就是张中晓,当时在绍兴的农村,用那种香烟盒,废报纸的一个角落,写下的片言只语,其中就有对中国的政治思维的批判,有很多这种批判。我摘取了其中两段给大家念一下,看张中晓是怎么思考这些问题的。他说:“中国人的心术是一整套没有心肝的统治手段,残酷的进行欺诈和暴力行为,所谓奸邪与忠正,不过是美化自己和丑化别人的语言罢了。”毛泽东说刘少奇是奸邪,自己是忠正,明显的是美化自己,丑化别人。反过来刘少奇那样说毛泽东,刘少奇在被打倒之前也对毛泽东有很多非议。他那样说毛泽东的时候,实际上也完全是美化自己,丑化毛泽东,如此而已。张中晓在那个偏僻的角落老想这些问题。他说:“心术越高,他心中的人性越少,如果他让心术与人性共存,那么他是一个伟大的悲剧性格,他可能而且只能在他关键的时刻毁灭自己。” 如果共存的话,人性跟心术共存的话,往往导致悲剧,毁灭自己。“吴起杀妻求将,易牙杀子做菜,都是心术战胜(消灭)了人性的例子。” 为了求得自己的生存,只能把自己心里正的东西牺牲掉,让邪恶的东西、让心术占统治地位。“人心之险远超过山川,而心术,行险之道耳,然中土古哲名之为人道。” 张中晓对中国古代的那些政治思想家是非常否定的,他说中国的那些古代哲人把心术之道命名为人之大道。我觉得我对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体验,使得我非常认同张中晓这些批判的言论。我的指认跟他是非常一致的,我很认同他。刚才这个是直接的政治哲学的批判,批判中国政治哲学。下面的一段话的说话角度,有所不一样,他说:“一切美好的东西必须体现在个人身上,一切美好的社会不是对于国家的尊重,而是来自个人的自由发展。在历史上曾存在过无数显赫的帝国,但他却藏着无数的罪恶,他的人民为了皇帝的文治武功而牺牲生命,受尽苦难,这是对过去的历史必须注重的一个方面。” 张中晓超越的政治思维,他不光是说如何治理国家,因为中国人的政治思维老放在如何治理国家这个问题上。而张中晓超越了这个国家思维,更加宏观的考虑社会上人与国家的关系,其实政治的主要一个因素就是人与国家的关系,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然后,个人与个人的关系在伦理学的意义上得到解决,得到探究。人与国家的关系在政治学说中得到解决。但是中国一直没法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中国到目前为止,我认为是没有诞生过政治学的一个国家,一个只从国家的角度,从帝王从权力的角度来考虑如何治人,肯定不是政治学。政治学应该是站在国家和个人之外,把双方当作两个因素来平等地考虑,这样才叫做政治学。你站在双方中的一方来研究,没有超越出来,肯定不能诞生政治学,所以中国只有治人之术而没有政治学。张中晓正好就强调了这个问题。所以,张中晓的这种眼光才是对中国的所谓政治思维的一种超越。政治不是从帝王的角度来考虑怎么样治人,它是从人与国家的关系的角度来考虑如何协调这种关系,如何平衡个人跟国家的利益,而不是国家至上,让个人做牺牲。反之,那叫什么政治学?这是当时在政治思维上的超越,我觉得很难得。下一个就是宗教意识的超越,当然这个很稀薄,很少,我们不去多讲它了。刚才说的林昭算是一个宗教方面的超越,宗教意识的超越,张中晓在前面文字中提到宗教也是人性的一种需要,也是一种超越。还有《晚霞消失的时候》,这个诞生于文革后期的小说文本,它也是饱受了文革的那种苦难之后,意识到此岸的苦难,希望找到一个彼岸的解决,也算是宗教上的一种发展,这个就不多说它了。然后呢是历史哲学的超越,因为我们中国人把历史解释为一个治人的历史,就象张中晓所批评的那样,中国人是持一种治人的历史哲学,毛泽东在这个意义上进一步把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混合过来,说所谓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就是你压过来我压过去,不是你咬死我就是我咬死你,把历史解释为这样的过程。文革时期的写作,有的人他就不这样看待历史,他比毛泽东时代的主流思维走的远。举两个例子,一个例子还是张中晓的,张中晓确实思考得比较广泛。他说:“物竞天演,优胜劣汰并没有错,不过只是社会学的一个极端而已。正如道德互助的原则,是另一个极端那样。”在十九世纪的社会主义学说之中,其实有两个对立的学说,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学说,一个就是作为社会主义的一个分支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主张互助学说。象巴古宁,克鲁泡特金。他们主张社会是互助的,他们列举了自然界许多的生物之间很多的互助的例子,来证明人类是可以互助的。我觉得宏观的来说,人类社会确实是互助的。我们不种食粮有粮吃,不织布的也有衣穿,这本身就说明人类社会就是个互助的结构,互助性非常宏大,非常整体的。我们写一部文学作品,整体的面貌不就是由结构决定的吗?在结构上就是互助的,那说明人类的整体上确实是互助的。张中晓就认识到互助跟斗争是两个极端,两种对立的学说,你不能偏执一端。反对者企图全盘否定,这是不能自圆其说的。赫胥黎关于物竞今天演的学说,可说明科学对人类,如果没有道德的照耀,可以流于多么残酷。就是对历史事实的描述,如果不给于那种道德的解说和照耀,那也是非常残酷的,比如像三国演义持这种历史哲学来解说人类社会的这种集团斗争,这个面貌是多么残酷,这个过程是这么血腥。如果没有道德的照耀,我们就这样来理解人类历史,我们干嘛还活着,干嘛天天你杀我我杀你,还是早一点死去算了,早一点了结。如果历史只有这种血腥的屠杀的话,那还要这个历史干什么,我们还活着延续这个历史干什么?所以这样的历史可以说是我们看到现实的一部分,但是我们考察它的时候,不能只认可这种争斗的一个客观事实,而必须给于一个道德解说,一个道德的照耀,用善来照耀它。我们人类社会追求文化目标,不是对事实的描述,如果是这样我们只有科学就够了。我们的终极的目标应该是对事实的超越,肯定是对事实的超越,善本身就是对事实的超越,价值本身就是对事实的超越,所以不能拘于事实来理解这个历史。张中晓还有一段话这样说:“世界并不是裁判所,而是生活的地方,是我们的生命自由的展开的地方,必然性可以休矣。”必然性到现在为止还是支持官方意识形态一个主要的哲学学说,可张中晓说必然性可以休矣。因为你这是必然的,你就得认可他。比如肃反杀了几十万几百万,反右打倒他几十万,文革又搞死他几十万,你都认为这是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你认可这个事实,完全没有价值对它的反思和照耀,没有加以否定,那我们干嘛要奉着这样的必然性做为我们的价值?这样的必然性也是值得我们去否定的,去诅咒的,我们肯定不能接受这种必然性。所以用必然性的学说去追索一些客观事实,在科学方法上,有一点道理,但是在伦理价值意义上肯定是不能认可这个东西,一认可这个东西。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无赖。比如我今天把你杀了,把你东西抢来了,我有一个解说,人性本身就是自私的,既然是自私的,那我想占有你的东西是必然的。那我为了占有你的东西把你杀了,这也是必然的,如果这必然一解释过去,那你还有什么理由指责我?没有理由。在必然性之上,肯定要有一种善的东西做为价值来给于一个评价,否则的话必然性这个学说只能说是我们的敌人,张中晓就把必然性学说看作是自己的敌人,所以他要批评它。他又说:“历史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的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没有自己的人格。历史只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 历史是人的活动构成的,这些人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他们的目的不光是《三国演义》展示给我们的相互屠杀,还有此外更加高远的目的,应该这样理解历史。张仲晓的这些说法,实际上不光是对毛泽东时代所执守的历史哲学的否定,也是对几千年中国历史哲学的否定。所以我觉得张仲晓是这个时代所诞生的特别重要的哲学家,在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上他超越了那个时代,甚至比顾准更加重要,他的思想比顾准更加丰富。我是这样认识张中晓的。所以我老想给张中晓写一个专论来突出他的贡献。因为张中晓目前在中国社会被认可的非常少,不理解他的意义,不认可他的意义,意识不到他的价值。我觉得张中晓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一个思想家,非常难得。尽管他只留下了片言只语,但是正是他这些片言只语,超越了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也超越了中国自古以来的许多东西,所以特别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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