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全球化,从消费开始|我想重新认识你 从你叫什么开始

发布时间:2020-03-25 来源: 感恩亲情 点击:

  2001年11月,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简称WTO)。那一年,互联网浪潮已经开始,公司里出现了80后,中国还没有星巴克,“全球500强”的概念才刚刚流行。
  十年弹指一挥间。可以说入世正式打响了中国投入经济全球化的发令枪,入世以后,我们打开了国门,经历了拥抱国际商品(服务)和国际资本的十年――无论我们愿意不愿意,理解不理解。
  WTO与普罗中国的关系,最初只是建立在情感的层面。世贸组织最主要的原则是“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与民族企业对“自由市场”,“公平、公开、公正”的变革诉求不谋而合。而且,加入WTO这个拥有144个成员国(现在是156个)的超级全球化组织,在当年“中国崛起”的集体意识下得到了从政府到工商界,乃至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广泛支持。
  不过,作为国际商贸的框架协议,WTO的核心内涵,诸如贸易互惠、国民待遇等蔚为复杂,以至于越负责任的分析家,就越不愿意以简单化、情绪化的结论去评论它。相比之下,全球化的复杂性更是远远大于WTO,以致如今的人们,通常也只能以“机遇和挑战并存”这类字眼去形容。
  现在,经济全球化对像上海这样的中国大都市,以及都市人的消费、生活和观念已经造成了深刻影响。不过,在经济类媒体外,似乎也只有出口玩具厂老板自杀这样的社会事件,才会让大部分人对经济全球化这个无处不在的老话题作出思考。
  事实上,经济全球化带给我们的影响,并不因为我们的喜好而减少。比如那个被很多人说了N遍的经典“笑话”:澳大利亚的蛋白石曾经从海上运到香港,再经由香港重庆大厦运往广州,它们经过抛光处理后,又被运回澳大利亚,再作为纪念品出售给了中国游客。再比如当下大热的iPhone4s、iPad2等苹果产品,由深圳的富士康代工组装生产,成品从深圳发到香港,再从香港运到美国,然后再发散到世界各地的苹果零售商店零售,尽管iPhone4s已经上市多日,可它的原产地中国却迟迟未见上市日程表。
  大部分人与经济全球化互动的期待,最终都要落实到消费的层面,譬如汽车的降价,或者电影引进的开放。在当年对入世的秩毡境扇说缬奥想里,国际化商品(服务)在入世后将如何影响我们,也是首当其冲的一大议题。
  当我们纪念入世十周年时,中国已变成了全球商业的大市场。如今,当我们重拾当初对入世的期待时,是否可以重新理解全球化,并真正从我们消费和生活的蛛丝马迹中,为每一个人解答拥抱全球化的得失?
  
  “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
  十年前,外经贸部(现已被合并为商务部)官员以诗句赞颂入世,而入世利益相关的最直接主体,无疑是当年热血沸腾的工商界。在21世纪初,民族制造业已具规模,尤其出口型企业,希望通过入世进一步打开出口市场,而入世前的艰苦谈判,也是中国政府代表各行业利益与世界、尤其欧美国家讨价还价的过程。
  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在庆祝入世十年时,用了贸易与经济的数字作为注解:10年来,中国出口增长了4.9倍,进口增长了4.7倍,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两倍多,人均GDP由当初的800美元增长到2010年的4000多美元……
  在中国和它的民族企业开始熟悉WTO的攻守规则时,贸易和外资也加速改变着中国人的生活,不过,对于大部分中国人来说,他们可见的利益,最直接是进口商品(服务)的消费。入世后,进口商品的税率开始普遍降低,一些配额的限制也逐渐得到放开。从单纯的市场规律来说,这不但意味着进口商品价格的降低,还能加速企业间的竞争,让人们的全球化消费得到实惠。
  十年来,中国有3000多个涉及进口和外资的税目被调整,平均关税从15.3%下降至9.8%;同时,中国对世界开放了100多个服务贸易的部门。在这些数字背后,不同行业、不同类型的进口商品(服务)在中国的战略和地位确实发生了变化――不过,这个变化,不一定为我们带来与关税下降成正比的“全球化消费力”。
  在《南都周刊》的本组入世专题里,记者调查了99种进口商品(服务)以贸易进入中国的最基本“成本”――进口税(关税)税率,并挑选了17项典型,以它们的税率、配额等十年来的变化情况,并试图展现出它们的价格升降,乃至市场攻守的复杂逻辑。
  在调查过程中,记者们得到了很多“意外”,其中尤以进口高档化妆品最为典型。本来进口高档化妆品的入关税率与其他国家相差不远,但财政部对这种时髦的进口商品征收着额外的消费税,税率达到30%。类似的情形还出现在高尔夫球(具),高档手表等奢侈商品上。这也很好地解释,入世以后社会新闻上为什么不断有国人在海外进行“扫货”的景象。
  灸手可热的iPhone,也是税收(不单单指进口关税)影响我们消费的典型例子。在本专题另一篇文章里,记者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是iPhone全球制造旅程的出发地,但中国人要买到便宜的iPhone却要绕道国外?为什么一部iPhone4美国裸机零售价599美元(约为4050元),中国重新进口后却变成了4999元?其实,这个奇怪的现象背后,与增值税、加工出口税收优惠等我们看不见的因素有关。
  相对地,在制造业和零售业等领域, 我国的开放速度却比WTO承诺的还要快,而中国商场货架上的变化也是有目共睹。譬如,出于政治与经济的综合考虑,中国对东盟十国及地区给予比WTO框架更优惠的贸易条件,这使中国货大量涌入周边国家的同时,也加速了某些特定类别商品(譬如热带水果)的消费和进口。
  事实上,进口商品(服务)在国内的扩张以及销售价格,牵涉到商业的各种复杂因素,而这些因素的变化,通常与政治、经济和商业竞争的利益大环境息息相关。在不可控制的各种看不见的外力之下,我们曾经翘首以待的生活图景,曾经想象的洋加油站、洋快递、洋银行……曾经想象的低廉价格和高效服务,在十年以后也依然没有成为现实。
  十年来,虽然WTO“迫使”中国政府进行了3000多个法律法规的清理和修订,但媒体们一般认为,这只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开始”。不少评论还直言,加入WTO将有助于取消各级政府对市场的控制、干预,但这个目标也“远未实现”。
  相比起制度层面,跨国公司在商业层面乃至文化层面对中国的改变却要深入得多。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塑造着中国中产阶层新的文化。入世后,上海迅速成为了跨国办公室与国际消费主义的经典代表,随着跨国公司大批进驻这个传统工贸中心,跨国办公室的风格发生了改变,商业模式、战略、ERP等商业概念涌入了这些新商业空间,德鲁克、韦尔奇、乔布斯等西方商业领袖成为了白领们的偶像。
  在各种西方商业理念里,供应链(及其管理)可能是最富全球化色彩的一个。跨国企业以一种“抹平世界”的姿态,向中国人展现了跨国企业内部全球分工的壮观图景,也颠覆了人们过去对“进口”的定义――流出某个国家海关的商品虽然贴有某国制造的标签,其产权却未必全归这个国家所有。
  如同《南都周刊》在本专题最后呈现的,高档轿车全球化制造的图景,于供应链的意义上实现全球化,至今是中国企业进军世界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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