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酒和茅台王子比较【珍酒:三十年前茅台人创造的另一个奇迹】

发布时间:2020-02-12 来源: 短文摘抄 点击:

  被称为“易地茅台”的珍酒,源于1974年周恩来总理提出的茅台酒要发展上万吨的指示。1975年10月,贵州茅台酒易地试验厂正式投料进行探索性生产。历经10年酿制,试制酒获得了评审专家“基本具有茅台酒风格”、“质量接近市售茅台酒水平”的评语,由此,贵州茅台酒易地生产试验鉴定成功。
  
  近日,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在其博客上发表了《日本人为什么偷不走茅台和五粮液》一文,文中写道:“30多年前我们的周总理给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下达了一个任务,叫他复制茅台。据说当时方毅副总理带了一批人把茅台酒的所有流程工序和设备,甚至制酒的老师傅都带走了,连茅台酒厂的灰尘也装了一箱子带走(据说那里面有丰富的微生物,是制造茅台酒所必需的),在附近到处找,找了50个地方,最后在遵义找到了一个山清水秀、没有工业污染的地方,按照酿制茅台酒的流程工序,用当地非常纯净的水,利用灰尘中的微生物重新制作,一共进行了9个周期、69次实验,最后直到1985年宣布失败。”该篇博文还写到“最后周恩来总理特批的酒叫什么酒?叫珍酒”。
  此文一出,一片哗然。
  “复制茅台”是否如文中所言宣告失败?
  周恩来总理特批的酒是叫珍酒吗?
  茅台酒与珍酒之间有着什么样的血亲关系?
  这其中又隐含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
  
  “一号”工程始终牵动中央
  翻开尘封的珍酒历史档案,有一段历史的印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30年前,有一个秘密试验被民间称为“一号工程”,曾经,它是新中国一代领导人的心中夙愿。
  1958年3月,中共中央在成都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主席第一次公开提到茅台酒要搞到一万吨的设想。然而,五十年代末的中国命运多舛,万吨茅台的愿望也被搁置下来。1974年,全国的政治经济开始复苏,这一年,周总理下达指示,希望再次启动被搁置许久的万吨茅台项目。
  巫怒安,71岁,原贵州省科委副主任、巡视员,长期主抓茅台酒易地试验项目的具体推进工作。据他回忆说:“那时的茅台酒厂产量只有200吨,要发展1万吨,说实在的,一般科技人员是不敢想像的,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当时,有人计算:1吨茅台酒可以换40吨钢材、700辆自行车。
  一份纸张已经发黄的文件至今依然完好地被保存在原贵州茅台酒易地试验厂的档案室里,时间指向是1974年。文件的核心内容是“建立贵州茅台酒易地试验厂”。接到文件后不久,当地政府对茅台酒厂的现状进行了反复的论证调查,严格按照茅台酒的生产环境要求,在遵义市北郊建厂,开始了易地试验。
  原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同志长期关注茅台酒的易地生产试验,他对此项目极为支持:原子弹都能造的中国,连茅台酒的秘密都不能揭开?
  
  “同宗同脉”的“茅台人”
  再创奇迹
  “同宗同脉”――一个不怎么新鲜、华丽却足够表达珍酒传奇色彩的词语,是贵州茅台酒易地试验厂最大的荣耀。
  贵州。遵义市北郊十字铺。茅台酒易地试验厂。
  起伏的山丘,郁葱的植被,斑驳的厂房,正在剪枝的厂区工人那憨直的笑容,平静、自然,却若恍然隔世。这里不单是一个酿酒工厂,一个科研试验所,更是茅台酒厂在遵义的“翻版”。
  是谁在这空气清新,温度适宜,地形上与茅台酒厂所在地极为相似,连年平均气温、湿度也比较相近的地方“复制茅台”呢?
  周高廉,原贵州省轻工厅副厅长,1978年任贵州茅台酒厂党委书记、厂长。在他的记忆中,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上世纪70年代,他接到省轻工业厅厅长、党组书记姚英打来的电话,要求茅台酒厂调出部分资源,并组织一批精兵强将赶往遵义参与一项“秘密”试验。
  “本着配备精兵强将这个原则,以原茅台酒厂厂长郑光先、副总工程师杨仁勉、实验室副主任林宝财,以及解放前华氏茅台酒酒师郑英才的关门弟子张支云为代表的28名优秀人才,被陆续‘空降’到遵义市北郊的这个‘秘密工厂’,负责‘茅台酒易地生产试验’项目。” 周高廉说。
  在这28人中不仅有优秀的管理人员,除了一流的酿酒大师和科研、销售骨干,还包括车间日本成人电影工人,评酒技师等重要岗位的员工。也正是这28人的到来,不仅带来了正宗的茅台酒酿造工艺,还带来了酿造茅台酒所需要的原料和茅台酒生产、经营,以及销售的组织、管理经验。
  茅台酒厂的老职工,当时曾对那些披着大红花准备迁往遵义的同事们极为羡慕,“那时候,遵义条件比茅台镇好多了,交通便利,是个大城市的样子”。“我们都觉得去遵义的同事们是享福去了。”大家最盼望的是:那里生产茅台成功,然后整个酒厂就能从山沟搬走了。
  王世彬,原茅台酒厂制酒班班长、原贵州珍酒厂酒师回忆说:“试验厂最初生产所用的高粱、曲药、母糟、设备、水和窖泥等都是从茅台运过来的。”这些原料和设备由一辆解放牌汽车如蚂蚁搬家般了一二十趟,包括搅拌用的木铲、运输用的木车,甚至蒸酒用的甑子,砌窖池用的青石都原封不动的从茅台拉了过来,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保证原汁原味的“茅台货”。
  万事俱备,摆在人们面前最大的困惑就是,离开了茅台原有的酿造环境,茅台酒真的能易地生产吗?
  
  一场鲜为人知的评酒鉴定
  1975年10月,贵州茅台酒易地试验厂正式投料进行探索性生产。同年,中国科学院科技办公室将“茅台酒易地生产试验”定名为“贵州茅台酒易地生产试验(中试)”,并列为国家重点科技项目。从此,这段源于伟人心中夙愿的酱香传奇正式拉开了序幕。
  1985年,实验进行到第10个年头。茅台酒酿制的周期本来就很漫长,而这次实验进行了9个周期、63个轮次试验、3000多次分析研究。
  10月20日,当年或许很少有人会想到,这一天的一个决定会成为茅台酒易地试验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一个时刻。正是在这一天,贵州省科委根据国家科委综合局10月4日批准组织鉴定的函件及10月15日电话通知,开始对“贵州茅台酒易地生产试验(中试)”进行鉴定。
  鉴定会成员包括: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化学学部委员严东生(函评),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方心芳(函评),当时全国白酒界的泰斗、全国评酒委员考评组负责人周恒刚,全国评酒委员考评组成员曹述舜,著名酿造专家熊子书,时为贵州茅台酒厂工程师、全国评酒委员、现任茅台集团董事长、总工程师的季克良,以及现任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白酒专业协会副会长沈怡方,全国评酒委员刘洪晃,现任贵州董酒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贾翘彦等28位领导、专家。
  作为当时中国白酒界最高规格的鉴定会,这些国内顶尖的评酒专家将决定“易地茅台”的命运。
  这次鉴定有两个基本的鉴定内容:一是委托国内权威机构用仪器设备进行定量分析,得出“理化指标、卫生指标……均达到合同书要求”的结论;二是由周恒刚老先生领衔、成员包括5位全国评酒委员、3位省评酒委员和熊子书先生等进行感官定性评定,对当时的试制酒进行品评鉴定。
  最终,鉴定委员会不但给予了平均分93.2的高分,还给予了试制酒“基本具有茅台酒风格”,“质量接近市售茅台酒水平”的评语,对茅台酒易地试验作了充分肯定,并认为“《贵州茅台酒易地生产试验》(中试)完成了合同要求”。
  1985年11月,根据鉴定会结论,贵州省科学日本成人电影委员会正式行文“同意鉴定意见”。
  至此,从一开始就按照茅台酒厂的环境标准进行选址,以同样的工艺进行酿造,同样的陈酿时间进行存储,经过同样的茅台人的精心试验,“贵州茅台酒易地生产试验(中试)”圆满成功。
  两个月后,巫怒安、郑光先等人前往中南海,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方毅汇报鉴定结果。方毅同志认真听取了关于茅台酒易地试验日本成人电影鉴定的情况,并仔细审阅了鉴定会的有关文件,对“易地茅台”试验成功感到非常高兴,在亲自品尝了试制酒后说:“不错!是好酒!”
  之后,方毅副总理亲笔题词:“祝贺贵州茅台酒易地生产试验鉴定成功――酒中珍品。”
  “大量的历史资料和事实证明,茅台酒易地生产试验是成功的!”历经10年酿制的茅台易地试验酒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名字――珍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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